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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空间在时间里流淌

作者:邓金明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26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王安忆的散文集历来出得有些杂。从最早的1988年出版的《蒲公英》,到2008年出版的《窗外与窗里》等,此外还包括那些不太出名的选本,这些集子往往缺少主题,而且选文多有重合。这种状况,自然给王安忆的读者及研究者们,造成不小的麻烦。至于王安忆本人,盛情难却之下恐怕也是徒呼奈何吧。还好,最近听说有出版社拟将王安忆所有非虚构作品一网打尽,统一出版。不管消息是真是假,这个“王安忆·非虚构”系列的第一本——《空间在时间里流淌》,算是与读者见面了。

马家辉在谈王安忆的文论文字时,曾有过一番妙语,“读其他人的论文,经常像喝一碗号称用心煎熬的药用苦茶,是否真具疗效,尚未可知,但确实苦涩得难以下咽,而读王小姐的论文则像喝上海人或广东人所煲的老火汤,甘而润,暖意洋洋冒起于心头”。但是,在非虚构作品中,王安忆最好的文字毫无疑问是在散文里头,而这部《空间在时间里流淌》,又正是其散文的精华所在。关于“什么是好的散文”,王安忆在《王安忆选今人散文》的“序”里,有过一番谈说论道。在王安忆看来,散文贵在“用情”。与小说、诗歌相比,散文的好处是能便利地捕捉些小情感,但也正因其便利,便免不了挥霍。苦心经营的情感被散文给蚕食给化整为零后,往往成为无关痛痒的小乐子。张爱玲的散文,就是最好的例子——“张爱玲是站在虚无的深渊边上,稍一转眸,便可看见那无底的黑洞,可她不敢看,她得回过头去。她有足够的情感能力去抵达深刻,可她却没有勇敢承受这能力所获得的结果,这结果太沉重,她是很知道这分量的。于是她便自己攫住自己,束缚在一些生活的可爱的细节上,拼命去吸吮它的实在之处,以免自己再滑到虚无的边缘”。张爱玲的散文虽不至沦为鲁迅所讥讽的那种“供雅人的摩挲”的“小摆设”,但弥漫其间的享乐主义,与小说的苍凉美学比起来,多少有点等而下之吧。而王安忆呢,身为“共和国的女儿”,身处“朗朗乾坤”,因其个人家国情感的博厚,反倒能承载“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与张爱玲在乱世中执着于现世世界的安稳不同,王安忆倒是在太平盛世中每每唏嘘于世故人情的无常。

在《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中,有一篇《茜纱窗下》,最能见出张王二人散文美学的不同。《茜纱窗下》虽也写物,写童年记忆中的物什,但与张爱玲的因情冷而恋物不同,王安忆是由恋物而见出情冷。这篇散文写物件写家具,从乡下人新房的床到自家的桌椅橱柜,尤其是陪伴母亲茹志娟一生的一副橱柜,一路写来,本是温情热闹,但临了却还是不免生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感伤:“到了晚年,我们孩子陆续离家,分门立户,家里的空间大了,经济也宽裕了,而她却是多病,无心亦无力于情趣的消遣。这具橱内,玻璃与什物都蒙上了灰尘,这真是令人痛楚。现在,母亲的这具宝贝放在了我的客厅里,它与周遭环境显得挺协调,但是,我却感到它的冷清。它原先那种挟裹在热蓬蓬的烟火气中的活泼面貌,从此沉寂下来。”所谓“茜纱窗下”,可能化自《红楼梦》中的“茜纱窗下公子多情,黄土陇中女儿命薄”,再加上《浮生六记》、《项脊轩志》,这种物是人非的感伤,正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美的精髓所在,由此也可见出王安忆散文的古典美学精神。

对母亲的追思之情,是《空间在时间里流淌》这部集子的重点所在。王安忆的精神资源,显然主要来自母系这边。除了《茹家溇》、《溯母亲足迹向浙西》等几篇“母系寻根”的文字外,文集中还有多篇王安忆解读她母亲茹志娟日记的文章。尤其是其中《成长》一篇:“妈妈她看越剧《红楼梦》,对黛玉焚稿的那一句唱词特别有感触:‘我一生,和诗书作了闺中伴。’这‘闺中伴’三个字,是何等的凄凉,寂寞,且又洁净。这时候,便会想到妈妈也有着的少女时代。母亲通常是没有少女时代的,她们跳跃过少女的岁月,直接就做了成年女性。我们很少去想象她们做姑娘的情景,尤其是像我这样的革命的妈妈。感时伤怀的闺阁情致,被遭际和革命,还有时间,淹埋了。但在某种特定的时刻,它们又会显露出来。……虽然是在动荡和困窘中的少女时代,无一刻不为生计所苦,但我妈妈依然保持了清丽的精神。生活的压榨没有使这精神萎缩,反而将它滤得更加细致和纯粹。”这是一个女儿对一个母亲的理解,同时也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理解。这个理解带着深深的体己和同情,而这正是张爱玲和她母亲之间所缺乏的。在《私语》中,张爱玲曾描述过和母亲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但这种对母亲的爱,与其说是一种人的爱不如说是一种物的爱,它缺少那种女人之间的同情。而正是这种同情成全了王安忆文字中情感的博厚,这是王安忆身为“张派传人”而又超越“张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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