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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平:用中文写作是种享受

作者:丁 杨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26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当李永平以华侨二代身份出生的时候(1947年),他在南洋的出生地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还是英国地盘。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当地原住民、华人、来自英国、荷兰等欧美国家的官员、军人、旅行者、探险者……不同族裔的人们带来相异的历史文化传统。如此多元的文化氛围中,李永平从父亲那里得到最初的中文启蒙,自小浸淫在唐诗宋词中令他对中文之美醉心始终,也对遥远的“祖国”心存向往。

随着1963年马来西亚的诞生,李永平成了“马来西亚”人,哪怕他内心并不认同。1967年他到台湾大学读书,从此在台湾定居至今(其间有六年赴美留学),他的写作之路算来也有四十多年。《婆罗洲之子》、《吉陵春秋》、《海东青》等作品确立其“马华文学”主将的地位,虽然他自己不这么认为。评论家王德威称之为“新世纪华语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大事”的《大河尽头》先后入选《亚洲周刊》十大华文小说,获得“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联合报小说奖等华语文学奖项,为李永平赢得更多评论界和读者的肯定,《大河尽头》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是让他欣慰的事,毕竟他还从未踏足“祖国”的土地。

《大河尽头》将背景放在婆罗洲,讲述生长在南洋的华裔少年“永”在那年暑假独自探访神秘的荷兰姑妈房龙小姐,此后又偶然随其与一众欧美旅行者溯流而上寻找圣山的故事。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中承载了作者太多关于婆罗洲当地风土人情、山川河流的记忆与感情,也于诸多隐喻中寄托了对“祖国”的乡愁。成长在“远离”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南洋反而令李永平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浪游气质与鲜明的中国印记,这部作品中的诘问、追索情感之炽烈、语言之繁复华丽皆为明证。

这段时间年过花甲的李永平病后初愈,在台湾淡水家里读书写作,不会用电脑的他在给本报记者的采访回复中认真手写满满九页稿纸,每问必复。这样的采访几乎有些古典,实在久违了。

读书报:评论家王德威在为《大河尽头》所写序言中认为这部作品是你“写作四十多年后才到达的归宿”,为什么有这么长的时间跨度?

李永平:从高中毕业那年发表处女作《婆罗洲之子》开始,我的写作历程可用“漂泊”两字形容。在人生中,我从婆罗洲流浪到台湾,从台湾辗转到美国,又从美国回到台湾;在创作上,我先写婆罗洲,再写台湾,完成五部小说后,又回来写《大河尽头》中的婆罗洲。所以有评论家认为我的作品中离散和乡愁的色彩特重。兜了偌大一个圈子,在心灵和写作上我终于回到“原乡”——我出生、长大的婆罗洲,这时的心情真有点“见山又是山”呢,王德威教授那句话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吧。

读书报:全书线索围绕着那个夏天“永”跟着一队探险旅行者溯河而上寻访圣山的经历,这是有你自婆罗洲北上寻找祖国文化、血脉的象征隐喻吗?

李永平:鲑鱼返乡产卵──这是贯穿全书的中心意象。书中的溯流而上、寻访圣山的航程,读者可依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做出阐释,这是文学作品耐人寻味的地方。您把书中的大河之旅看成我“自婆罗洲北上寻找祖国文化、血脉的象征隐喻”,这种解读挺有意思。虽然不是我当初有意设计,但我必须承认,在潜意识中我极可能存有这个念头。毕竟大陆是我梦牵魂萦的“祖国”。

读书报:《大河尽头》的叙事基本按照一条线索行进,但你用来支撑叙事的语言非常繁复、华丽甚至迷幻,充满对中文表达的热衷,你在简体版序中说中文是“字汇充足,意涵丰富,形音俱美”的语文,这种享受中文写作的感觉贯穿在你的写作中吧?

李永平:的确,用中文写作对我来说是种“享受”。我常想,倘若我生下来就使用别的语文,比如英文或德文,我能那样享受书写的乐趣吗?我不知道,但我很庆幸能用中文写小说,甚至把它看成上帝的恩宠。在我心目中,方块字不单是语言符号,而且是“图腾”。我认为在今天的台湾,把汉字当成图腾处理的作家只有两位:杨牧和余光中。但他们都是诗人。我希望也有一位小说家将汉字的图腾特质带进小说的世界中。

读书报:在大量对于婆罗洲风土人情、风光民俗的细节描写之外,《大河尽头》中总是夹杂某些中国元素,比如每个章节都用中国农历标明,还有不少南洋华人生活的笔墨,这种交织有何深意?

李永平:《大河尽头》虽然具有强烈的神话和象征色彩,但毕竟是一部写实小说,必须建立一个坚固的现实基础,而书中对婆罗洲风土人情和华人生活习俗的描写属于写实的层次。书中每个章节都用中国阴历标识有特殊考虑:我试图创造一个神话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时间不是现实的、现代的线性时间,而是环形的、封闭的神话时间。所以在这部小说里,我选择用阴历纪年,放弃了阳历。

读书报:书中人物的设定也耐人寻味,主人公是华裔少年“永”和神秘的洋姑妈房龙小姐,还有一路上出现的欧美游客、当地土著等等,这些不同来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其实也是婆罗洲复杂、多元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反映?

李永平:书中的众多角色身份和背景非常复杂。这当然反映出婆罗洲历史和文化的多元,但作为小说人物,在象征层次上他们也具有一定代表性。比如房龙小姐。我在书中再三强调她是坤甸荷兰庄园最后的、唯一的继承人,目的在提醒读者:荷兰房龙家族在东方的一支就要灭绝了,因为房龙小姐不能生养。这不啻在暗示:西方帝国主义(至少荷兰那一支)在东方算是完了。又比如那一路出现的“红毛人”——殖民时期的统治者、后殖民时代的新浪人。在我的笔下他们全都变成空洞的形体、一群群走动的幻影,在赤道雨林中、原始的土壤上留下一行淡淡的足迹后消逝。原住民才是永恒的存在,婆罗洲真正的主人。

读书报:在《大河尽头》中以对那个小姑娘朱鸰讲述的口吻来叙述也是挺特别的,你在序言中写到她的来由。读起来,朱鸰被你的故事引领,好像当年少年“永”跟着房龙小姐旅行。

李永平:当年房龙小姐带领华裔少年“永”沿着婆罗洲第一大河溯流而上寻找生命的泉源;如今,轮到壮年的“永”引导一个名叫“朱鸰”的台湾小姑娘进入婆罗洲丛林,展开(或者重温)同样的一趟旅程。房龙小姐──永──朱鸰。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美妙的、具有东方式轮回意味的香火传承。

读书报:你曾表示过自己不是马来西亚人,也不认同自己的写作是马华文学的一部分,为什么?

李永平:我不承认我是“马来西亚人”是基于政治因素,与文学无关。此事复杂,暂且不谈(有兴趣可上网查阅其他传媒对我的专访记录)。至于我不认为我的作品属于“马华文学”,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画地自限。我主张全世界只有一个中文文学,那就是“世界华语文学”。马华文学、台湾文学、当代大陆文学、港澳文学……等等,都是组成这个文学大家庭的一分子,大家共同为新世纪华语文学大传统的建立做出努力和贡献。

读书报:是否回过大陆?对当下的大陆文学了解有多少,比较熟悉和喜欢哪些大陆作家的作品?

李永平:迄今我还没有机会踏上大陆的土地,但对大陆的文艺活动一直非常关注,这些年也阅读了一些大陆小说。说来也许大家会觉得意外,我挺喜欢文革时期的作家浩然。他的小说《艳阳天》我读过好几遍,觉得在人物塑造、叙事技巧和文字风格上(多活泼、多生活化的语言啊!)都是第一流的。意识形态是另一回事,见仁见智。目前活跃的大陆小说家,我比较欣赏贾平凹和莫言。他们的作品胸襟恢宏、视野开阔、不小气。尤其可贵的是,他们一方面延续中国小说的优秀传统,一方面汲取西方小说在技法上的精华。

读书报:你在一个访谈里说《大河尽头》的写作已经达到人生的第三境界,见山又是山。那之后的写作就像王德威所说,“日后的作品理应在这里找到开端”?目前有没有开始新长篇的写作?

李永平:《大河尽头》的书写过程让我享受到与以往不同的创作经验和乐趣:随心所欲。这种自由或许便是“见山又是山”的境界。尽头也是源头,之后应该是另一段航程的起点吧。前不久我心脏病发,开刀做手术,目前仍在休养不能远游,只好蛰居台湾西北角的淡水镇。平日闲来无事,独坐书房,很自然又拿起笔来写下一部长篇小说。这回我把我的小缪斯——台湾姑娘朱鸰——丢进婆罗洲的丛林,让她担任女主角兼叙事者,从事一趟真正的奇幻冒险旅程,写一本《大河尽头》后传,书名就叫《朱鸰书》吧。如此一来,加上已出版的前传《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纪事》,我岂不就有了“婆罗洲三部曲”?整个大河故事,也就有了一个浑圆的、完满的句点。

本报记者 丁 杨

(感谢林秀梅女士对采访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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