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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中国作家应面向苍天写作

作者: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26日  来源:北京晨报  

陈河(作家主页 读者小组)原名陈小卫,曾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居住5年。1999年移民加拿大,从事小商品进口贸易。现为加中笔会会员。停笔十多年后,近年重拾写作,主要作品有《致命的远行》、《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红白黑》等,首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得者。

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然而,这话不适合陈河。

已告别文学10多年,在最不适合创业的年龄,陈河在海外闯出了一小片天空。为此,他认识了不少黑帮分子,好几次被枪顶住头,还曾被绑架了7天……

再写小说的陈河,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好看的故事、先锋的情怀、异域的氛围,让他突然有了扛鼎严肃写作的气象。

在有才华的时候下海,在冉冉老去时上岸,这背后容纳着一代写作者的悲怆,他们当然想为内心去写作,他们当然想创造出不朽的经典,但,在生活的威逼下,大家只能投降。

至少,陈河还有勇气回来,还有勇气去写。他的《红白黑》终于出版了,它是一个见证,见证着所有被迫沉默、被迫隐忍、被迫自我否定的人们,他们的梦想还在,而这梦想,总会开出灿烂的花朵。

只要中文这种抒情性的语言还在,我们心中对美的幻想就不会泯灭,娱乐与欺骗的硝烟终将散去,真正的中国小说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回归真实,回到生活刺痛我们的地方,陈河说:面向苍天而写作。

不想这么混一辈子

北京晨报:您出国前,已是温州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为何不坚持下来呢?

陈河:温州是个出生意人的地方,1976年,我因为篮球打得好,进了部队,那时最大的梦想是能进军区的球队。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都差不多,出国前,我在老家汽车运输公司当一名小干部,写过几个中篇,算是文学青年,那时看海明威,从菜鸟到大师只用了5年,想到自己写了这么多年也没写出来,感到很灰心。写小说需要在大地方,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下班了大家坐一起喝喝酒,这辈子就混过去了,我实在有点不甘心。

北京晨报:为什么去阿尔巴尼亚?

陈河:那是1994年,我有一个亲戚去阿尔巴尼亚追债,觉得那边不错,就问我愿不愿意去。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只看过两种外国电影,一是朝鲜片,一是阿尔巴尼亚片,对这个国家不算太陌生,就答应了。一出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机场,四面光秃秃的,小得像公共汽车站。

外交官为一美元来打工

北京晨报: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情况如何?

陈河:1992年,阿尔巴尼亚告别了社会主义,市场一度严重紧缺,但地拉那保持了传统欧洲城市的美感,阿尔巴尼亚人很悠闲,早上10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然后会睡一个很长的午觉,下午5点,所有人都跑到街上闲逛,到处都在唱歌,非常开心。每个周末,全家人一定会去海滩度假。

北京晨报:他们日子过得很宽裕?

陈河:不是。我们做药品生意,中国药在那里信誉很高,可我们进货时不小心,标签上只有中文,想补印拉丁文的不干胶说明贴上去,可几千箱货,每箱1000瓶,工作量太大了,阿尔巴尼亚房东说,没问题,只要一箱给一美元劳务费,他去找人。第二天早上一开门,吓了一跳,外面站满了来打工的人,其中有一位曾是驻奥地利的外交官,还有一位著名画家,用这么点钱却招来这么优秀的人,这让我们很不好意思。当时阿尔巴尼亚经济困难,吃面包都成了问题。

开餐馆认识了黑帮

北京晨报:您是怎么开的餐馆呢?

陈河:有一个意大利华侨在那里开了家餐馆,不想干了,我们觉得这下自己有个吃饭的地方了,就接了过来。当地有很多华人,因为阿尔巴尼亚离意大利很近,蛇头们先将打工者带到这里,再送往西方。三教九流都到我们的中餐馆来吃饭,各国使馆工作人员来,黑帮们也来,接触多了,也就知道了,所谓黑社会也不是整天打打杀杀,他们和普通人差不多,只是在做违法生意而已。一个大佬级的黑帮整天开着劳斯莱斯车,待人彬彬有礼,看上去像文化人。我们后来实在忙不过来,就和房东说不干了,那天房东喝醉了酒,门一插,把手枪掏出来了,吓得我转身就跑。后来店里的东西全不要了,还给了他几千元,才算了事。

北京晨报:当地人都这么凶?

陈河:也不是,当时社会正在动荡,1995-1996年之间,阿尔巴尼亚人普遍参与了一种类似“老鼠会”的集资组织,骗局败露时,50%的国民已被套牢,加上反对党煽动,结果大家打开军火库,抢走了100万支枪,暴民们四处袭击外国人,我和200多中国援建工人躲进大使馆。第二天,使馆的厕所堵塞了,因为民工们习惯用报纸当手纸。当时情况很乱,使馆担心缺粮,后来在希腊海军的帮助下,大家撤回了国内。我还有生意,舍不得走,一直坚持到北约联军入阿维持秩序。

生死一线间想起文学

北京晨报:埋头做生意,那时想起过文学吗?

陈河:一度以为已经忘掉了,一次去阿尔巴尼亚的边境城市玩,看到古堡的无花果树下有一座少女雕像,觉得特眼熟。一问才知道,这是电影《宁死不屈》中女英雄的原型,这部片子当年在中国很轰动,刹那间,我的童年记忆被唤醒了,又想起了当年的浪漫情怀,原来不论生活如何跌宕起伏,艺术的给你的回忆是无法忘掉的。

北京晨报:您还被绑架过?

陈河:是,1998年,我准备离开阿尔巴尼亚了,在海边度周末,一个年轻人打电话要货,我本不想做,看他要的量很大,就去找他,结果被蒙住头,五花大绑扔进一间地下室。那一星期非常痛苦,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来。有一次地下室的门被打开,我感到了空气的流动,闻到了青草的味道,听到了小鸟的叫声。我心中涌起一种冲动: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要将这一切写出来。只有在困窘时才知道,钱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写作才是真爱。万分幸运的是,阿尔巴尼亚警方最终把我救了出来。

死去的老板让我思考生命

北京晨报:可您出来后并没写作啊?

陈河:是,我移民到了加拿大,家人也跟来了,生活压力剧增,我不可能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便放弃对家庭的义务。在加拿大卖不了药,只好先打工,积攒经验。看到报纸上有家公司招仓库管理员,我就去应聘,就这样,成了刘老板的员工。他是上海人,已60多岁,一辈子很辛苦,讲的还是解放前那套老规矩,把我当成学徒,每次吃完饭都要我给他洗碗。其实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让人变得心平气和,没有虚荣心,在海外混,这是基本功。

北京晨报:刘老板后来怎样了?

陈河:没多久,他被查出患了癌症,医生说别治了,最多活10个月。那10个月,刘先生依然很忙,他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所有的人,没想到他身体很好,10个月后还活着,这很尴尬,他不得不每次都向大家解释:不好意思,我还没死。1年半后,他还是死掉了。刘先生的死让我很震撼,迫使我去思考生活的意义,有了一种紧迫感。

纯文学到哪儿都寂寞

北京晨报:在加拿大,您和当地作家有接触吗?他们都是怎么生活的?

陈河:没有。加拿大不是世界文学的重镇,关注纯文学的人并不多。在公交车和地铁上,大家看的也就是《龙文身女孩》、《达·芬奇密码》之类,只有一次在美国新奥尔良的火车站里,看见一个流浪汉,他在看严肃文学——《了不起的盖茨比》。不过,国外虽然有流行音乐的热闹,但每座城市也有交响乐的舞台,艺术家们也不用到处去拉赞助。

北京晨报:外国作家们过得怎么样?

陈河:以卡佛为例,生活一直很困难,所以他写短篇,因为来钱快,能马上付掉房租,后来他有钱了,也死掉了。总之,纯文学作者比较少,当然也有很认真、不顾一切的作家,他们会突然冒出头来。纯文学需要哲学思辨的支撑,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形式,在任何地方,都不容易被大众接受。像中国上世纪80年代那样,满大街都是诗人,《小说月报》杂志能卖两三百万册,那也不太健康。

作家应该担负起责任

北京晨报:今天中国严肃小说的冷落,恐怕更甚于国外。

陈河:因为我们的一些专业作家忘掉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寂寞的,不要跟潮流贴得太近,有些事小说家应该关心,有些事则不应该关心,而是要交给舆论和媒体去做。比如官场小说,和文学关系不大,可各种文学杂志都在刊登,各种奖项都在追捧,这就鼓励了质量差的写作,年轻作家进入这个氛围中,也会变得不认真。因为你写严肃的东西,不一定被看到,反而更难出头。于是,他们不去模仿经典创作,而是模仿那些得奖的官场小说,这是在和垃圾学,对他们成长不利。

其实,当下中国文学还是有些好作品的,从世界范围看,这些年出的大作家、大作品也不多,你看《纽约客》上面也有很多烂小说。严肃文学需要更多扶持,如果资源总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写作就容易落入俗套,总说套话,怎么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呢?

真诚才能写出好作品

北京晨报:当下中国读者最不满的,也许正是中国小说水平和世界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距。

陈河:也没那么悲观,在我看来,中国还是有一批好作家的,比如余华、张承志等,如果他们今天仍在写,已足以和世界一流作家比比高下。我们不能期望马上出现一个托尔斯泰、福克纳,他们是不世出的天才。如果不把标准定得太高,中国作家还是有潜力的,大家应该有点耐心。当代大作家也就那么几个,就算是大作家,也不是本本都好,比如帕慕克,他新推出的《纯真博物馆》,我觉得就不如《我的名字叫红》。

北京晨报:去年“短经典”系列的出版,掀起不小的波澜,很多第三世界不知名的作家写得都很好,比如印度阿拉文德·阿迪加的《两次暗杀之间》。

陈河:是,同样是写实主义,阿迪加真正与被侮辱、被伤害的弱者们站在一起,对他们的命运充满了同情。这就是写实主义的真诚,如果不真诚,是写不出这样的好作品的。

中国作家还需努力

北京晨报:有趣的是,不少中国作家刚开始的创作往往让人大吃一惊,以后反而越写越滑坡,甚至不写了,这是为什么?

陈河:中国不少作家50多岁就退休了,因为获奖了,有钱了,没有继续写的动力了。有的人少年成名,后来却退出了,觉得40多岁没必要再干20多岁的事,完全把写作看成是玩。我今年去了一次美国的孟菲斯,福克纳晚年写作的房间仍在,当时他已经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他却宁可躲在乡间,整天坐在那里写,这种境界,恐怕很多中国作家理解不了,因为他已超越了爱好的层面,而是把小说当成了信仰。

正如刘小枫所说,东西文明的差别就是拯救与逍遥之间的差别。西方人将小说看成是救赎,是人与苍天的关系,而东方人将小说看成是逍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活好了,有了逍遥,我们的作家就不写了,而对西方作家来说,日子过得再好,终极的问题依然存在,他仍然要去追问与探索。所以说,要写出真正的好作品,中国作家应更多地面向苍天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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