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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声:中国现代多数作家出自大学文学院

作者:王佳琦   发布时间:2013年03月08日  来源:文艺报 艾芳  

 

培养文学的创作人才,即使不是专业作家,也应该是大学文学院的任务之一,就如同培养文学研究与教学人才一样的正常。我们也许不能提供作家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但应当提供文学的素养和操作技能。否则,培养作家的任务全部扔给了社会,还要高校的中文系做什么呢?!

 

艾  芳:本来,文学教育应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文素养。但是,中国目前的文学教育没有完全起到这种作用。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大学文学教育?

张鸿声:当代中国大学文学教育的确出了问题。概括地说,文学教育日益失去了它应当有的最大功能,即审美教育;也日益失去了它应当具有的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而变得日益体制化、学科化。我们培养出了人数前所未有之多的文学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可是,他们离真正的文学反而越来越远。同时,高校里非中文专业的文学青年,也变得越来越少,不断在逃离。也就是说,文学不仅失去了它的坚定分子,也失去了众多的爱好者。

艾  芳:中国大学文学教育是如何变质的?

张鸿声:以工作性质的划分,我们可以把以文学为业的人群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作家,第二种是不从事文学创作和教学的纯粹研究者。他们的创作或研究出了什么问题,需要另外的话题去讨论,我们姑且不论。第三种就是从事教育的高校或中学文学教师,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文学教育。在高校的中文系,越来越多的教学工作不是针对学生的文学教育,而是各种学科、学位点、基地、中心等体制性建设。体制化建设的具体体现是“项目”,包括教学项目,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项目”所进行的所谓“文学研究”。当然,文学研究本身并没有错,甚至,高度体制化的学科建设也是现代大学需要的。但问题在于,多数文学教师并没有将体制性的文学研究与教学,特别是本科学生的教学分开,而是不假思索的将体制化文学工作的成果,轻松地直接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使美丽曼妙的文学成了枯燥、机械的文学学科要点概览。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教师将这种学科化的研究成果直接搬上了本科生的选修课,这其实就是将硕士生、博士生阶段应当接受的东西下放到了本科阶段。而衡量学生文学水平的标尺,就是在考试中,考察学生从体制化、学科化中总结出的要点是否记得牢固,或者说是否符合所谓的标准答案。至于中学的文学教育,就更不用说了。其长期使用莫名其妙、千奇百怪的一些标准答案来衡量学生的文学水平,早已是众矢之的。换言之,在大学,衡量学生的文学水平要服从于学科建设;在中学,则服从于考试。

艾  芳:中国大学文学教育分几种类型?各自存在哪些问题?大学文学教育还要不要培育作家?

张鸿声:我们先说大学的文学专业的教育。其实,即使是大学的文学教育,也是要分出若干层级的。一般来说,大学中文专业的文学教育,分为三个层次。一般认为的最高等级,即博士阶段,确实需要以学科建设为主。这个阶段,需要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具有学科建设的思维,并从学科、学术史出发进行科研;中间的层次,即文学的硕士阶段,需要从文学史角度认识文学。而普通的中文专业本科生,他们需要的文学教育应当是以审美为主的。至少来说,学生们应当知道什么作品是好的,而什么作品不好;好的作品应当具有什么审美的形态,怎样创作出具有审美形式的习作。遗憾的是,我们的高校的文学教育,已经很难培养出作家、诗人。他们成绩的好坏,全靠以学科知识点为衡量的考试成绩来体现。原本具有文学情感,甚至具有文学创作天赋的学生,反而失去了对于文学的兴趣。

也许有人认为,大学的文学教育并不以培养作家为主要功能。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即作家不是靠文学教育进入创作的。此话不假,但并不全面。文学教育并不以培养作家为主业,它需要培养各式的文学人才:进入研究生深造的,将来做文学教师或研究者的,或者从事与文字有关的一般职业。但,培养文学的创作人才,即使不是专业作家,也应该是任务之一,就如同培养文学研究与教学人才一样的正常。我们也许不能提供作家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但应当提供文学的素养和操作技能。否则,培养作家的任务全部扔给了社会,还要高校的中文系做什么呢?!从历史上看,正规教育机构培养作家(虽然不一定以创作为生),是个不争的事实。反观中国现代文学时期,多数作家出自于大学的文学院,校园文学是文学创作的最大阵地。比如“五四”时期,新文学阵营的创作队伍多数出自于北京大学文科的师生群体。在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有闻一多、梁实秋、顾毓秀、朱湘与“清华四子”、李健吾、罗皑岚、曹葆华、辛笛等学子作家。在30年代北平的清华、燕大、北大等高校,京派或“前线诗人”的吴组缃、卞之琳、李广田、林庚、何其芳等,多数也是在大学时期开始创作的。在上海,复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与左翼的中华艺术大学等,也都是培养作家的重镇。至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更是文学创作的辉煌之地。在台湾,这一传统依然在延续,台大之于台湾的文学创作,就是突出的例子。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一传统才开始衰落。自20世纪80年代,这一传统得到短暂恢复。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日益实用性的社会原则建立与高校文学教育自身的问题出现之后,这一传统才又一次丧失。这本来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形,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常态。

文学教育的问题还有第二种情况,即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文学教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恐怕要超过中文专业。在目前中国的高校,非中文专业的文学教育大体又有两类。一类是针对大多数学生的“大学语文”课程;一类是针对新闻传播类、艺术类、外语类学生的文学类课程。前者经常被称作“通识”教育,一般以某一个“大学语文”的教材为主,采用范文阅读、赏析式的教学方法;一类是基本按照中文专业的课程安排,以“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组成系统性的中文课程形态。第一种教学的问题是过于局限。篇章式的阅读与赏析是必要的,但影响力太弱。由于学生不涉及文学生活基本形态和作家人格形态的认知,其对于学生的精神影响是有限的。对于课文“主题思想”、“艺术技巧”等的死记硬背就更成问题。而第二种情形缺陷就更多。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非中文专业的文学系统课程,并没有产生一个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而是多数套用中文专业的教学模式。不仅仍旧照搬中文专业的教材,而且教学方法也以中文专业的套路为主。本来,这些中文专业的教学方法已经千疮百孔,其自身的问题多多,现在又用来移植到非中文专业,问题就更加突出。比如,中文专业的教学过于强调文学史或学科特征,将丰富多彩的文学生活变成了刻板枯燥的知识要点以供背诵应试,那么,其对于非中文专业的学生,在缺乏文学常识的情况下,学生们更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了!说得严重一些,如果这些学生没有上过文学课程,那份中学时代对于文学的兴趣可能还不至于被摧毁。

艾  芳:看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数作家出自于大学的文学院,校园文学是文学创作的最大阵地,但是这种传统正消失殆尽。当前,中国大学文学教育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

张鸿声:这恐怕是作为文学教育者必须思考的事情。我以为,文学教育必须恢复其最主要的功能,即“审美性”教育。首先,在中文专业的教学中,区分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阶段教学的不同。让文学教育的学科功能,放在硕士、博士阶段。在本科阶段,这种“审美性”教育,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突出文学的审美特性,包括辞章、韵律、诗意、情感等等;二是从作家的人性状态介入文学史,将文学史作为生活形态,甚至是一部文学的“生活史”,充分领略其中作为生活状态的人性、人情、趣味、操守和修养,从而以其滋养己身;三是以文学介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形成审美的生活氛围。不仅展开社团、创作、演出等活动,乃至日常书信、辩论、言谈,也都可以作为辅助性方法纳入其中。

我从事文学研究多年,我所供职的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一直试图对于文学教育进行改革。中国传媒大学的文学教育,既有一般综合性大学文学教育的功能,也有着鲜明的个性。一方面,我们有着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层次;另一方面,中国传媒大学又有着较多的新闻传播类、艺术类学生,开设有较系统的中文课程。两者都不可偏废。因为职责所在,我必须对本单位的文学教育有较多的思考。现在,学院正着手对于中文专业的“文学史”类课程进行革新,加大审美性教育。本科学生们不仅有课堂上的学习,也有相对于其他学校要多的社团、演出、辩论等活动;另一方面,针对非中文专业的学生,我们正计划编写不同于中文专业的文学教材。这种教材淡化了文学史要点式的教学,而是以作品联动文学史,突出文学史应有的生活特征,比如趣味、修养等等。当然,这种改革还是初步的。怎么完善文学教育,我期待着与同行们一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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