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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银:阵地与陷阱——报告文学忧思记

作者:王佳琦   发布时间:2013年03月11日  来源:文艺报 李炳银  

报告文学为了自己有一个文学的归属,曾经有过一个多年奋斗表现的过程。从最早的通讯、速写、特写开始,很多年都是游动在新闻和文学的当间,被新闻和文学相互推拒,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席位确认。其中,最好的时候,也是将其视为散文的一支而被一些文学概论、文学原理一类的书籍勉强地收容进文学的范围。这种文体的不确定性,带给报告文学很多的尴尬状态,有人曾称之为“亚文学”、“边缘文学”。直到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随着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作品及此后大量颇受读者欢迎的作品相继发表之后,人们才对这种文体的特性、表现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伴随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现,报告文学终于以自己独特的个性方式巍然挺立,旗帜高扬,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1982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文学评奖中,报告文学不仅同诗歌、小说等文体并列成为单独奖项,而且,文学批评家张光年在颁奖时,还激动地指出,报告文学“由附庸蔚为大国”,这才真正可以算是承认了报告文学的文学地位和身份。

报告文学获得这样的身份固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是,人们在感受和认识报告文学的个性特征和力量的时候,是否真正搞清楚了此文学和彼文学的区别。在我们这个已经被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体对象感染了很久的文化环境下,人们是否真的能够接受报告文学这样新的文体,如何要求和对待这样的文体,也许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有上千篇(部)的报告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发生重要影响,有上百位的作家因为创作报告文学而成名成家,赢得社会很多读者的认可肯定。可是,这样的真实存在,在很多似乎以诗歌、小说为正宗的文学中人的眼里,好像是一片浮云,时常投来不屑的眼光。尤其是在一部分文学写作逐渐远离社会公众话题,很少关心他人感受,只看重自己的私我表达和所谓艺术地探索创新实践之后,像报告文学这样还一直纠缠于和社会生活矛盾的紧密联系的现象,就时常被以呼应现实,缺少文学性,文字粗糙而给予忽略与排斥。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相关文学部门总结工作成绩的时候,时常罗列很多报告文学作家作品以显收获,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最早召集来冲锋陷阵的总是报告文学作家。可是,真的需要给予文学作家以尊严和位置的时候,却很少报告文学作家的份儿。由此可见,在很多掌握文学领导权力的人们那里,其实也并没有给予报告文学和其他体裁文学同等的对待,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观念歧视和功利主义表现。祈求别人的承认和高看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报告文学其实完全不必在这些方面过多的计较,一切都会有时间和历史作出判断。像现在一年间出版4000多部长篇小说,可人们却在抱怨没有优秀的小说阅读的局面,不是也很无奈吗!

报告文学是一种试图通过文学艺术表达来实现作家自己参与社会现实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下借用对各种真实事实的选取、感受认识、理性审视和文学表现提出一种社会看法的写作。所以,报告文学最直接的特征是对于当下社会生活的参与,是对社会公众关心的各种矛盾现象的直面评判,是对富有个性的人物事件的现实开掘,是在时代文明精神的前沿对社会存在的理性关照,是努力通过文学的表现方式方法对真实事实的描述表达。因此,报告文学最为重要的特性就是要保持同社会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具有很强的现实社会性,不能够像小说那样,可以仅以作家自己的社会生活观察体验为基础进行现实和历史的虚构创作。报告文学的这种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特征,正是报告文学在复杂矛盾的社会真实现象面前及时介入、观察、判断、发声的要求和表现。报告文学是建立在真实事实基础上的文学表达,它可以也应该自觉满足和适应人们渴望真实洞悉社会生活现象内情,并理性正确地认识对待这些内情的需要。而这,也是人们在需要诗歌、小说等文学体裁之外还需要并喜欢报告文学的地方。所以,当报告文学的社会性已经构成了自身的必备特征和基础,是作品的重要属性的时候,人们就应该承认和接受这样的特征,而不应该总是狭隘地站在纯粹的文学艺术的位置上对此一点百般地挑剔和怨愤,更不应该因此而主观地认为其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就一定没有感染催动人的力量。这就像西方的建筑多以砖石为材料,而东方的建筑多以土木为材料,我们可以见出各自的优长,但我们却不可以简单地区分它们的高下。如果仅以构成材料来评价其文化艺术水平,岂不滑稽。在如今这个非常复杂纷纭的时代环境下,人们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充分地了解社会环境的真实面貌和趋向特点,更多地趋向逼近生活的真实,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潮流。报告文学是伴随这种潮流的文学表现,因此,分明的社会性内容呈现,恰恰是报告文学具有时代特征的地方,不能轻易地用传统的单一文学性规避和排除这种时代的需求。文学艺术的表现,具有其独特的力量。但是,这不是文化力量的全部,需要提高和加强艺术的表现,却不能够艺术至上,以艺术代替或取代其它内容的作用和力量。报告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社会真实事实内容,就时常使不少似乎是很艺术的东西显出苍白和轻浮。

报告文学是由新闻衍生而来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在伴随时代的科技发展和新闻传媒手段变换之后,及时地借用新闻的现实真实特点,并有效地吸收文学细腻生动、形象艺术等表现手段,在新闻因为匆忙短促,文学(主要是指小说、戏剧)因为是虚构创作不能够充分真实地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空隙领域,找到了自己的特殊表现舞台,建立和成就了自己的独特文体,实现了个性分明的表达特征。报告文学所获得的这块耕耘的土地,是新闻和诗歌、小说等其他文体都无法占有和填充的。在这样丰厚的土地上,报告文学一边接触着社会的现实生活,一边连结着文学艺术的表达,具有很明显的个性优势。新闻因为短促匆忙很难对一些真实的社会现象及矛盾给予充分深入和理性的描述解释,诗歌和小说又因为追求其韵律和自身的文学性而进入虚构天地,无法直面社会的真实事实,这样,报告文学的领地就是个很大的空间存在。

在这样的广阔地面上,报告文学不光像诗歌、小说那样,更多地栽种诗情韵致,栽种故事和形象,而是根据社会生活的真实存在和表现,栽种五谷杂粮,栽种各种各样的社会真实现象内容。因此,在相对于诗歌和小说等这样比较注重文学艺术表达,依靠其艺术性牵扯靠近读者的文学文体来说,报告文学虽然也要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性要求,但其重点却在于对社会读者关注热点的接触和发声,在于对复杂尖锐矛盾的参与和理性的判断,在于在人们迷茫和无所适从的时候,给人以方向的引导。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前苏联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就说:“一句真话的分量,比地球还重。”在某些时候,为了能够获得真相和内情,甚至是可以忽略其文学艺术性的。像有些报告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思想品格,就很具智慧风貌,之所以赢得那么多读者,其原因就在这里。

不要过分地看重和高估文学艺术性的作用和力量,不要说报告文学因为不能够虚构就不会具有文学艺术性,进而就没有力量。纯粹的文学艺术是不存在也没有价值的。那只是一些游戏和圈套,缺乏人间烟火味道,自然是没有多少力量的。任何文学艺术的表现,必须有社会人生内容的注入,有表达作家自己社会人生发现感受的内容作为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角度上,人们才坚持认为,艺术是为内容表现服务的。然而,多年以来,不管报告文学在现实的生活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有多少人欢迎,总有一些人,总是不断地以文学艺术性不强来忽略和排斥报告文学。似乎,文学艺术性成了看待和评价报告文学的惟一尺度。最近看见, 一个小说家公然宣示,“文学就是个手艺活”,真使人感到吃惊!对于这种忽略社会现实内容而惟艺术论的偏向和行为,是需要给予辨别和警惕的。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报告文学作品都缺乏文学艺术的表现特点,像徐迟笔下的陈景润、黄宗英笔下的徐凤翔、柯岩笔下的贝汉廷、理由笔下的华罗庚、林巧稚等等,这些真实的生活人物,因为报告文学的描写,而具有很强的文学生动形象性。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似乎也不能够将报告文学的表现艺术性提高到过头的位置,用其涵盖等同一切。像后来报告文学创作出现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大潮,其作品虽然并未放松文学艺术的表达手段,但作家们最为用力的地方,显然是对很多尖锐深刻社会问题矛盾的关注。像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赵瑜的《强国梦》、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徐刚的《伐木者,醒来!》、胡平的《中国的眸子》等等、等等。这些作品,即是以迫近社会生活现实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来展开的文学报告,其最能够吸引和打动读者的,就是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毫不回避,在于作家对于民生问题的热情关注和忧患思考,在于作品都带有强烈浓厚的真实社会现实信息和脉动的节律等。这种在人们困惑和无奈的时候,给人以警示和启发引导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打开思想思维的作用,在人们的社会认识感受评判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经在当今的文化历史进程中书写了重要的篇章。真实的本身,就是“艺术的上乘原料”。充分地满足人们现实需要和渴望理解的事实提供与思想评判,也会具有美的成分和力量。所以,文学的美质,不光体现在形式技巧的一个方面。

直面社会存在事实的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主要方向和基础,也是报告文学表现自己品性、作用和价值的根本所在。因此,对于真实的恪守,是报告文学最为重要的意义,关涉报告文学的生命。报告文学的这种社会事实真实的表达要求,既是一种文体的原则约束,也是一种个性优势,是不可以轻易忽略和轻慢对待的。可是,就是有一些人,总是要打着实现所谓“文学艺术性”的旗号,不断地变换手法,在这关键的地方对报告文学的核心价值给予消解和变异改造,试图实现既假借真实以吸引人的眼球,又不对真实承担切实责任的灵活自由写作目的。近些年出现的某些“××纪实”、“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小说”等的宣示和实践,就是这样的表现。

如前所说,事实的真实描述,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具有很强的魅力和价值。但是,在报告文学写作中,获取真实需要花费劳动和工夫,需要做切实的“田野调查”;描述和文学地表达真实,也需要作家有巧妙地把握处理材料的能力,在这样既花费劳动和很受限制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不自由。可是,就像美术作品受纸张面积的限制,话剧受舞台的限制,电影受时间的限制一样,报告文学必须受事实真实的限制。其实,任何的限制,都是对人的表现能力的挑战。真正的高手,即是那些在迎接这种挑战时能表现出高超驾驭能力的人。他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是谋求摆脱这些限制,谋求放宽活动的空间,而是在限制中创造寻找的自由。可是,在当今的某些打着真实旗号的作品中,作家、编辑所力求的,不是坚守获取真实的原则基础,付出艰辛的采访劳动,而是设法开阔自己表现的空间范围,使真实限制在自己的写作中呈现出伸缩和弹性,为自己提供一种自由的范围。这是建立在对真实的伤害和改变过程中的写作,所以,有些貌似真实的作品中,实际上是有不同程度的虚构成分的。就有写作“非虚构”作品的作家,不敢坚定地承担真实的责任。从这些现象中,足可以见出,企图消解报告文学的现实社会参与担当精神,用可以验证的事实表达为原则基础的不少“貌似真实”的“非虚构”行为的危害性了。操作方式的改变,有可能消解报告文学的现实社会公众视角,将似乎是真实的写作圈囿在作家个人的接触范围感受中,成为一种私人化的感受表达。若是这样的表达自然的存在,也未必不可,但以此而挑战排斥报告文学,好像就有些霸权的味道了。

文学创作,作者要么干脆去自由的虚构,要么直接面对真实。真实就是真实,何须以“非虚构”自谓!用了“非虚构”的称谓,就可以对真实的内容打折扣吗?难道在真实和虚构之间还有中间地带,难道在男人女人之间还有“第三性”,也许有,那是“杂种”,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是没有生育和繁殖能力的。从事文学学写作,作家可以选择虚构的自由写作,也可以选择写实的限制报告,但不可能将虚构和写实合为一体,使二者兼得。渴望有虚构行动自由,不受限制,又要拥有事实真实的特殊魅力价值,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地方,是耍不得机巧的。现在,有人提倡这样耍,有人就这么耍,真不知带给读者的会是一个怎样的迷茫疑惑对象。这种真作真时真却假,假到用时却说真的游戏,是本属于虚构范围的耍法,勉强地搬到写实的创作中来,贻害很大。事实上已经有不少贴着“纪实”、“非虚构”标签的作品输了官司,受到了责难。

报告文学在被人们逐渐认识明确、欢迎并珍爱的阶段,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可是,如今却又因为社会环境和自己独特要求的限制压迫,因为自身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游弋彷徨的表现,而被人轻慢涂抹甚至人为的改造,竟使自己几近“无名”,这是很尴尬的局面。但是,报告文学的基础、特性和价值作用,报告文学的舞台和存在的必要性并没有改变和消失,需要的是坚持这些本原的内容,不轻易地被其他的功利巧言所诱惑。有很多的事实证明,迷失自己的时候,就是最容易被人误导和可能走向陷阱的时候。相信我们的报告文学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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