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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藏在人性深处的文学之光——作家迟子建访谈

作者:王佳琦   发布时间:2013年03月25日  来源:文艺报 徐健  

 

记  者:从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整整30年,经历了不同的文学思潮,面对各种文学观念、美学追求,您有没有主动调整过自己的写作方向?您心中的文学理想是什么?

迟子建:从《北极村童话》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晚安玫瑰》,这30年创作中的变化,我想读者都是看得出来的。但我所有的变都是渐变,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变,而不是刻意求新的突变。我的写作始终走在自己的路上。我属于那种从山里流出来的小溪,没有汇入大的江河。带着流经土地山川草木的气息写作,我已很知足。只要我认准的路,很少会被什么文学潮流左右。这跟我的个性也有关,因为生长在大兴安岭,每年有半年在冷风中,性格比较坚强。

我对文学的理解是这样的,文学是特别世俗、特别朴素又特别天籁的东西。我生活的土地给予了我创作的一切。在这片领地里,我还没有开拓得更好,所以我认定我在这条路上还能走下去,还有发展的空间。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储存的一些故事还没有动用。

我觉得好作家是不分都市与乡村的,关键是看你的心灵是否向生活敞开。有的作家仅靠新闻资料去写作,这种貌似深刻的写作,不管文笔多么洗练,其内心的贫血和慌张还是可以感觉到的。因为他们已经被悬挂起来,写出的东西不可能不干涩。而我不管身居都市还是乡村,都愿意融入生活之中。

生命是有限的,但只要你拥有强大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能给予你温暖和爱,你就会对生活中出现的哪怕是很微弱的一丝光,都很感恩。所以,哪怕我的个人生活中遭遇到不幸,我仍然能对生活怀有敬畏之心。

记  者:在小说创作中,您有没有在故事讲述的形式上不断尝试新的东西?对于那些单纯注重形式感的作品,您又是如何看待的?

迟子建:其实,我总是在为每一部作品量身打造最适合、最恰当的形式。像《白雪乌鸦》就找到进入那场鼠疫的点,用了片段叙述的形式。《伪满洲国》涉及的是14年历史,我用的是编年体,这个体例的好处是可以锤炼内容,比较容易把故事展开。其实作家都在寻找故事的最佳表达方式,就像一条河在不断向前流动中,自然形成河道的风貌。题材还是重要的,一些形式感特别强的作品,很容易走向空洞。酿出美酒再造瓶子是对的,而造好了瓶子生硬地去勾兑一种酒,却是寡淡无味的。

记  者:您笔下的人物、风情、故事大都源自脚踩的这片黑土地,故乡成为您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资源。那么,您最想在故乡的叙事中传达什么?是我们具象化的生活空间,还是理想化的精神家园?

迟子建:对我来说,故乡的含义两者兼有。有现实的故乡,作家的写作就有了支撑,心里就不慌。故乡是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如果没有从小在故乡中见到的风景,没有那里的风雪的捶打,就没有我和我的写作世界。

记  者:2013年伊始,您的中短篇小说集《黄鸡白酒》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的中篇小说《黄鸡白酒》以哈尔滨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年近90岁的老人春婆婆的故事,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真实生动的市井人生画。对此,有评论称这部作品在“为市井人物作传”。您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人物情有独钟呢?

迟子建:我喜欢市井人物,他们在我眼里是文学天空的星星,每一颗都有闪光点,就看作家有没有一双发现的眼睛!《黄鸡白酒》中的一些街名,比如玉门街,在哈尔滨是真实存在的,我在那一带曾生活了七八年。在我眼里,每个市井人物都像一面多棱镜,折射着我们这个时代,更折射着他们不同的生活侧面。这里有生之艰辛和不平,也有苦中的快乐和诗意。弘一法师临终手书“悲欣交集”,我想市井人物的情感世界,用这四字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与之相比,在大人物身上,就很难找到人性的闪光点。虽说他们也有我们未知的痛苦,也有惊心动魄的内心生活,但我与他们的生活相距甚远,难以靠近。我的笔触还是伸向泥泞的街巷,伸向寒舍,伸向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普通人,才更畅快和滋润。这些烟火气十足的场所,散发着熟悉的柴米油盐气息,是文学的“重镇”,因为它们让我看到了生活的真相。若想了解一个时代,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进小人物。在他们身上,你能感受到苦辣酸甜,看到希望,也看到苍凉。因为他们活在现实的矛盾当中,在尘埃里,可感可触。

我特别不喜欢长时间扎在知识分子堆里,那样会感觉很累。我喜欢市井生活,比如我很喜欢逛夜市,夜市就是一个生活的大舞台,也是文学的舞台。在那里能见到豪爽大方的商贩,也看得见斤斤计较的。他们在做小生意时,有的互相调侃,那语言风趣智慧、有滋有味,这些生活中的故事常常进入我的作品。比如《黄鸡白酒》中“分户供暖”交暖气费的情节,就源自我的亲身经历。供暖的个别霸王条款,使一些人白白缴纳供暖费。那时我是省政协委员,在做过相关调查后,写了个提案,政协也落实到相关主管单位,但他们说了一堆理由后,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所以我拿起笔来,用文学来表达。文学可以深入人的心灵世界,可以为苍凉世事中的种种不公留下注脚。写作《黄鸡白酒》时,在玉门街一带经常出现一位老太太的身影,她自然而然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她平素捡些易拉罐、纸盒之类可以卖钱的废品。她生活落魄,但神态怡然自得,见了谁都打招呼,而黄鸡白酒那样的小酒馆,我见得太多了,所以把春婆婆放在那里,我写起来异常亲切。有的作家认为虚构能解决文学的一切问题,但我还是认为,生活永远是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虽说不是惟一资源。所以,我写到结尾,春婆婆看到那只被宰的公鸡还没有死透,鸡还在蹬腿的那一刹那,她的心和那只将死的鸡一样,是颤抖的。我写到这里时,心也是颤抖的,生活就是这样。很多现实生活的不公,都压在了这个老人身上,让她在晚年应该感受温暖和幸福的时刻,依然承受着人世的寒冷和凄凉。春婆婆的晚年会是我们的晚年吗?

公鸡在这里也有隐喻的成分。春婆婆的爱情是从一种朦胧状态开始的,因为未婚夫没有及时赶到,而婚礼不能延迟,她是抱着一只公鸡成亲的。但是她生命的历程中,爱情由朦胧变得清晰,直至刻骨铭心。人们一般理解的爱情要么是卿卿我我,要么是生离死别,但是我理解的爱情却是朴素的。如春婆婆,对一个男人能终身忆想,因为这个男人给了她温暖,给了她爱,这种东西留在她心底,像火焰一样,寂静地燃烧。所以虽然她爱的人离去了,她心底有那样一团火焰,便能每天坐酒馆喝喝酒,与街坊邻里聊聊天。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源自一个女人曾获得过丰盈的爱,这种爱是能抵御生命的寒流的。

记  者:很多人从《黄鸡白酒》这本书中读出了温暖,包括您刚刚在《人民文学》第3期上发表的《晚安玫瑰》,感受到了您对人生的表达日趋沉稳,思考渐趋深入,这是否意味着您对文学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迟子建:一个人的皱纹,不会是一夜之间爬上眉梢的,这都是岁月累积的。一个人的写作也是这样,其变化也是随着写作的深入,自然有了苍凉感。《黄鸡白酒》中的5部作品,故事可能是悲凉的,读者能读出暖来,那是作家的个人情怀在起作用。作家带着对世俗生活的爱去描写人物,再悲剧的人物也获得了生机,呈现出了你所说的暖的气象。春婆婆对自己经历的苦痛并无太深的怨艾,是女性身上天然的悲悯情怀使她能够宽恕周围对她不公的人,与之达成和解。回望那些流传下来的民间神话与传说,为什么故事基本都是暖的?我想那是因为很多讲故事的人都是女性,她们身上有着母性的慈祥,在传承和复述故事的过程中,用一种天然的爱,不知不觉地把悲剧故事给消泯了。我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总带着感恩的心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哪怕别人吹给我的是寒风,哪怕世界给予我的是漫天霜雪。想想吧,所有的人都会化作尘埃,没什么是不可宽恕的。我们不过是宇宙的一粒尘埃,大自然才是万古长青的。所以我也钟情于描写大自然。读者能够从我的小说中感受到暖,我还是很欣慰的。

《晚安玫瑰》是我的近作,写它差不多花掉3个月的时间,是我写的篇幅最长、也是注入思考最多的中篇,也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部作品。小说塑造的吉莲娜,也圆了我的一个梦,我把哈尔滨的另一段历史讲完了,那就是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人的故事。《晚安玫瑰》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欲望中挣扎,通过神灵或自我救赎,走上精神的皈依之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迄今为止,我写了3部关于哈尔滨的中篇《起舞》《黄鸡白酒》和《晚安玫瑰》,从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我一方面仍然在开掘故乡的土地,同时也将笔触转向城市,转向当下的生活。前一段曾有记者问我对爱情的看法,我说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开花的,也不是所有开花的爱情都会结果的。《晚安玫瑰》中的吉莲娜和赵小娥的爱情故事,从不同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记  者:不管是春婆婆、吉莲娜,还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她们都是年龄非常大的女性,为什么把她们作为作品的主人公?

迟子建:这里我不免怀着一点私心,就是希望自己也能活到那般年纪,而且到了白发苍苍时,依然可以拿笔讲故事。一个历经沧桑的女性,必然有着丰富的情感,而年老的女性通常是故事的讲述者。《黄鸡白酒》中的春婆婆的爱,更多体现在生活层面,但却是踏实的、亲切的、历久弥新的;吉莲娜的爱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这种爱一样是地久天长的。现在这个社会太现实了,一切都讲求物质,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变得特别世俗化。年轻人不知不觉间成了房奴车奴,沦为物质的奴隶。当然,他们大多时也是被迫的,是时代强迫的,有着沉痛的现实遭遇的。不管怎样,人还是要有精神信仰的。因为做精神的奴隶,人是在为自己活着;而做物质的奴隶,很大程度是为别人活着。

记  者:批评家往往喜欢将作家归为都市写作或者乡村写作,您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是否倾向于某一领域?

迟子建:批评家的划分方式过于简单了,这与阶级划分有什么区别呢。好作家既可写乡村,也可写都市。像王安忆,既有《长恨歌》,也有《小鲍庄》。其实,都市小说并不都是高档商场、咖啡店、高架桥这些很概念的场所,这是浮在表层的东西;乡村也是一样,田园风光中一样有罪恶。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人性又是复杂的。而我理解的故乡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现实的故乡,一个是“精神”的故乡,这两个故乡对我同样重要。我的笔在故乡和都市之间游走,没有隔阂感。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在长篇小说《晨钟响彻黄昏》中开始关注我生活的城市,只不过没有引起注意。从《起舞》开始,我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渐渐有了感情,一直到《黄鸡白酒》《晚安玫瑰》,我开始慢慢捕捉到了这座城市的脉动。

当你拨开都市五光十色的外衣,你会发现几百万人口生活着的都市,真正光鲜的人没有多少,更多的是像春婆婆这样的布衣百姓,过着简朴的小日子,演绎着生活的悲欢离合。光鲜的人物往往不是活在四季中,他们通常只活在春天里,而小人物却活在四季中,既有春光的照拂,也承受生活的寒露。

都市化进程有时也很可怕,我们往往把一些不该现代化掉的东西也现代化了,比如我在《黄鸡白酒》中写到的木窗。其实在莫斯科的郊外,这种小木窗还普遍存在,而且很适合东北的民居,但是现在一律变成了冰冷的铝合金门窗,就像我在小说中描写的一样。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生活的便利,但是步伐太快了,太盲从了,容易把好的东西也给消灭掉。作家应该警惕这种变化。对当代作家来讲,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人性也从来没有这么复杂过。我说过,小时候我觉得满世界都是神灵,现在我却在人间看到了形形色色的鬼。我仍在努力用我的笔,向着人性深处开掘,因为我相信文学之光埋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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