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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沐长篇小说《双人舞》重建海南女性的精神血脉

作者:王佳琦   发布时间:2013年03月06日  来源:文艺报 刘复生  

《双人舞》是一部才华横溢的小说,它以一个略带悬疑色彩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现代女性寻找自我精神源头的戏剧化过程。小说有着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在形式上具备了某些时尚流行的元素,一不小心会让人误以为是一部另类的女性情感小说。一般来说,小说好看,总会让那些有着“纯文学”洁癖的专业读者心怀疑虑,总担心上了大众文化的当。我想说的是,正如杨沐的《双人舞》表明的那样,“好看”不是原罪,它完全可以和尖锐、深刻的艺术表达相得益彰;相形之下,那些写得难看的小说并不必然高明,相反,“难看”更多的是源于叙事的无能和感受力的退化。艺术上的平庸和低能更需要“难看”和沉闷来掩饰。当冗长、乏味被认为是艺术性、深刻性的某种标志,并成为约定俗成的隐形文学价值评价尺度之时,装腔做势的烦琐无聊就会以艺术之名流行文坛,并且有恃无恐。这是当代文学最为奇诡的景象。不过,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如果一部小说对几乎所有类型的读者(业余的以及受过职业训练的)都不能激起愉悦感和欲罢不能的好奇,而只是一再以艺术的、思想的名义考验读者的耐心和牺牲精神,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部坏小说,甚至是不道德的小说,不管它被什么权威奉为经典。

我想,不同层次的读者都会认可《双人舞》的好看,会赞叹杨沐讲故事的能力、她对叙述节奏的控制力以及她文字的优雅质地,但是,这诸多因素导致的阅读的流畅和快感也往往会让人忽略、怠慢了杨沐的深意。

在我看来,《双人舞》是一部带有鲜明性别立场的小说,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那么幽怨甚至暴虐——它们总是在一种与男性世界的紧张关系中展开女巫式的叙述,要么就是退回到个体化的狭小女性经验中顾影自怜,它的末流甚至借女性经验的奇观化展示暗中迎合消费主义的、男性化的欲望化凝视。而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没有面对男性世界的焦虑,它只面对女性自己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它要在社会历史的隐约背景中展开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描述,进行对女性精神血缘的探究与批判,以及对这份暧昧复杂的母系精神血统的确认与回归。这决定了《双人舞》的尖锐与大气,决定了它的惊心动魄与坚定从容。这是我所见到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出色的女性小说。

《双人舞》的表层故事是喻小骞探查武凰即武玉梅的秘密,随着调查的深入,另一个更大的秘密却慢慢浮现出来:那是喻小骞刻意遗忘、屏蔽的自己幽暗的历史,一个她从少年时代起就试图摆脱的沉重的梦魇。随着这个记忆深渊的打开,她再度进入曾经的创伤性场景。于是,她开启了一段打开心结、重新寻找自我的旅程。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她重新发现并审视母系精神血统的过程,由此,喻小骞重新与这份海南女性的历史基因建立了联系。杨沐以极其感性、细腻,抽丝剥茧式的叙述,包裹了一个颇具精神分析色彩的精神寻根故事。于是,一段惨烈的较量在喻小骞和武玉梅之间展开了。她们必须在互相伤害中逼近或重回那个创伤性“原点”(那是她们命运的交集),这样才能获得解脱、和解,同时获得救赎和升华。

通过武玉梅和喻小骞之间互为镜像的灵魂“双人舞”,杨沐批判性地探究了海南女性的性格基因,并重构了一个母系的海南历史与另类的中国女性的精神血缘。不难发现,小说暗含了一条从冼夫人、红色娘子军、武米把、武稻子到武玉梅的潜在线索,这是一条暧昧不明的文化胎记,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呈现出色彩各异、善恶不同的面貌。但是,谁又能否认这种性格深处所含有的非凡的创造力和精神能量呢?

武玉梅的形象是深刻而复杂的,她让人赞叹、同情而又憎恨,她的性格扭曲,既有着个体的原因,又是海南女性的集体性格逻辑的产物,从根源上说,也是海南女性特殊的生活情境所致。武玉梅顽强求生的本能、寻求承认的强大生命能量,在本质上源于男权的压抑。这导致了武玉梅自身被男性世界的逻辑所同化,她变得粗糙而强悍,自私而绝决。她反抗男性世界的方式也是男性化的,她的异化与病态性格深深打上了父权模式的烙印。她以男权的方式参与男权化的“文革”,正是源于这种“承认的政治”的诉求,在男权天空下,她试图寻找自我的实现。

直到遇到于红杉,武玉梅身上的女性生命才开始觉醒,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干枯、贫瘠;透过红杉的折射,她才看到了女性的生命的意义。于红杉天生丽质,更重要的是,她身上携带着细致的文化教养所留下的痕迹,这种生理与文化自然结合的美感,尤其是来自北京的文化优势和高雅的艺术之美(芭蕾),对于武玉梅来说具有美学启蒙和性别启蒙的意义,那属于另一个她不曾见到的世界,一个与她所习惯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通过于红杉的“双人舞”,武玉梅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包括女性的欲望和本能。这是武玉梅获得拯救的契机。但是,后来红杉背叛了她,这是具有毁灭作用的。真正的伤害不是来自政治后果,而是来自理想的破灭——她自救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她报复式地追求男性化的成功以填充生命的空虚。我想,她身患绝症或许正是一种隐喻。直到那时,她才最终意识到,她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所以,她要在有限的、残存的岁月里,要么报复于红杉,要么顽强地回到生命意义的转折处与梦想同归于尽。其实,武玉梅的无意识中还残存着某种希望,希望重温当初的美好原点,重温精神的“双人舞”,她希望在那一刻死去,并在象征意义上获得永生。于是,武玉梅走向了同样遇到危机且一直生活在心理阴影中的于红杉即喻小骞,二人的命运再度发生交集,这是一个重新理解对方,更是重新理解自己的过程。

关于红色娘子军的叙述构成了一条潜在的线索。有趣的是,采访娘子军老战士的陈妚姒正是海南女性历史生存境况的当下延续,她一方面逆来顺受,遵从男权秩序,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种海南女性特有的执拗。而武玉梅则表现出对这种生存境况的反抗,当然也表现出了这种恶劣的生存状况和反抗行动所导致的自身的粗糙化、中性化甚至暴虐化。她和红色娘子军战士一样,如男性一般劳作、如男性一般打仗,不以为异样。男权化的社会压迫以及女性们对这种性别秩序的内化和习惯化,使她们没有像内陆女性那样充分发展柔弱、纤细的社会性别特征,没有得到男性歧视性的、宠物化的爱护,反而使她们充分地男性化了。在社会实践层面上,海南女性占居了较男性更重要的地位,这就实现了主奴的辩证法的反转,但在观念层面上,她们还没形成鲜明的自我意识,这妨碍了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政治处境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武玉梅的巨大权力欲和控制欲——以至于要做武则天、观音,都只是以偏执和极端的形式显示了海南女性的正当权利诉求。

即使武玉梅的性别被异化,也并没有完全泯灭她内心对美的敏感和作为女性的欲望,只不过,对男性的失望使得它不可能在男性那里得到实现。这是她近乎痴狂而后又绝望地要抓住于红杉的原因,事实上,于红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武玉梅的内心需要所创造出来的情感投射对象。

从冼夫人、红色娘子军、武米把、武稻子、武玉梅、阿琼嫂,显示了这种海南女性不依靠男性、支配自我命运的独立性和潜在的反抗精神,尽管更多的是因为无奈和绝望。在她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生命能量。不同时代的海南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了这一精神血缘与文化基因,尽管有时是以某种病态的形式,比如武玉梅的澹妄和武羚羊后现代式的自我内爆。即使如此,武羚羊的血液里还是继承了某种海南女性的特质,这是喻小骞禁不住迷恋她的原因,也是喻小骞表面上厌恶她的原因。

有意味的是,《双人舞》中的男性形象都非常糟糕,柏树则、阿木、海青山、常一、钟吉昌,甚至随便一个小人物如党副局长、杨儒文等等,一律自私狭隘、缺乏主见、性格懦弱、薄情寡义,远不如女性有气概、有担当,即使做恶也爽快。伍家惟一的男丁武玉玺是个智障,在这个母系家族里基本是个母亲的宠物,这无疑也是大有深意的一笔。

杨沐通过武玉梅这一形象的创造追索或重建了一个海南女性的精神血脉。

武玉梅一直不认同父系血缘,除了报复式地欺侮前夫家,还刻意要建一座母系的祠堂。相对于主流的大陆文明传统,这一精神血脉显然是另类的,也是令人惊叹的,不管它有多少污浊和杂质,都是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生命活力和创造能量的一个证明。这也是为什么来自北京的当代女性喻小骞被深深震撼,在最后与武玉梅和解并认祖归宗的原因——在母系的意义上,她重新确认了琼海作为故乡。

我不想让读者误解,以为《双人舞》的价值在于表达了上述观念性内容。小说不同于理论专著和学术论文,观念性内容只能是艺术表达的副产品,小说的思想诉诸于你的感受性,这种思想的力度取决于文学修辞的能力,只是艺术效果的一部分。小说的成功得益于杨沐的叙述才华,她懂得如何紧凑地营建和推进内在的戏剧性,并能够在30万字的篇幅内保持不衰减的叙述能量,维系充沛的情绪,经营汁液饱满的细节。虽然小说多少迁就了一些流行小说的俗套,却掩不住非同一般的才情。这种能力,在当代女作家中极为少见。她的才华还有待更广泛的阅读来加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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