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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房间》:存在困境中的个体

作者:   发布时间:2013年03月29日  来源:北京青年报 冯新平  

《流动的房间》/薛忆沩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薛忆沩称他的一生终将是“苛求语言的祭品”。这种“苛求”促使他不断重写已获得好评的旧作。新版《流动的房间》就是他这种重写的范例。通过重写,薛忆沩的作品对存在困境中个体的同情显得更加强烈。
 
直面死亡时的恐惧不安和寻找自我中的孤独焦虑,是薛忆沩在《流动的房间》中呈现个体存在困境的两大母题。《有人将死》和《税务员》堪为表现前者的代表作。税务员在一场怪病后发现以往熟悉的世界突然变得陌生,死亡的问题如阴魂般盘旋于他的内心,人与世界的疏离感如大山般压在他的头顶,即便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马略面对这个终极性的问题都无以言对,反而是小店主质朴的话语启发了迷惘中的他,“人哪怕是死了也同样还会遭受陌生感的折磨”。这样的领悟是悲观和透彻的。而在小说的结尾,“税务员朝回家的方向走去”。这句话之前的税务员是悲观、回避和消极的,之后的税务员则显示出积极和抗争的悲剧精神。
 
与直面死亡而获得向死而生的生存方式不同,《有人将死》中心灵苦闷的“苦思冥想者”,从起初认为“死亡”是最重要的事情到最后意识到“生日快乐”才是重要的事情,这种转变呈现了死神笼罩下生命积极的意义。生之本质在于死,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恐惧。死亡并不是存在敞开的唯一可能,正如死亡可以照见存在,欢乐也同样可以使存在呈现。这两篇存在主义的好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存在主义。
 
结构颇为相似的《两个人的车站》和《流动的房间》在小说集中分量很重。摧毁一切的“时间”是两篇小说的隐含主题,而与之呼应的补充主题就是“记忆”。记忆既是这两篇小说的叙事结构方式也是主题呈现模式,孤独焦虑中的“我”在唤醒过去的同时隐含着当下的向度,回忆既是沉溺过去,找回过去的自己,更是建构此在,对此在的“我”的认定和救赎。但是,失去的时间真的能被找回吗?自我真的能够被确证吗?
 
在《两个人的车站》结尾处,“你”关于非意识记忆的碎片经验瞬间就把“我”依靠想象力构建的精彩回忆击得粉碎,所有的记忆都不能复活一个人活着时就已那样无名的内心世界,所有的往事都不能重现一个人在世时就变动不羁的完整自我,而《流动的房间》这篇作品本身则更为悲观:人生就是死亡的一个注脚,我们在欢笑时不知道欢笑只有此时,我们在悲伤时不知道悲伤也是一种奢侈。
 
这种生命及欲望与时间的冲突在《我们最终的选择》中有进一步的体现。此在的“我”一无所有,只能凭借过去发生的一切确定自我,但消逝的时间在记忆中变成了乌有的空间,曾经的“故乡”已是时光流逝中的幻象,往昔真切发生的一切变为回忆中的“浮光掠影”,这就是追寻自我的悖论和困境,尤其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时间成为永远的现在时而具有了空间性,而随着时间纵深感的消失,心理归趋和稳定感也就失去了,其表现就是孤独、焦虑,烦躁和抑郁。所以,《走进爱丁堡的黄昏》中的主人公崇拜古人的生活,向往灵魂可以自由徜徉的空间和心灵能够随意放飞的时间。这样的存在境界也是其他短篇主人公求而不得的。
 
同样,无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和《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中的“爱情”故事,还是《手枪》中的“侦探”迷宫,抑或《深圳的阴谋》里的“悬疑”叙述,在作者双面隐喻的叙事手法下都呈现了存在困境中个体的心理状态。
 
薛忆沩的小说着力于开掘普通人的人性深度,趋向于对人的意象性呈现,表现的是生命的荒诞与虚无,人生的孤独与无奈,人与世界和他人的疏离,观照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和对非人化处境的揭示和抗争。其多重叙事使得小说话语在表层结构上是对故事的陈述,但叙述效应却又把读者导向其隐喻性的深层结构和深邃的象征性空间,叙事艺术如此高超的作品中流露的是作者的悲悯和诚恳,我以为这是大器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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