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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北大造反派领袖聂元梓的今与昔

作者:张新蚕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14日  来源:  

1.出狱之初

聂元梓生于1921年4月5日,家乡是河南省安阳地区的滑县。当年聂元梓的母亲生下聂元梓的时候,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45年之后,这个女娃的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霎时间让北京城内风狂雨骤,也让聂元梓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第一次去见聂元梓,她的精神面貌很好。那天中午,我约她出去在就近的一家餐馆就餐。“请稍等,我去换身衣服。”她微笑着离开了客厅,从卧室出来时,已换上了一套深蓝色的西装,里面的毛衣也换成了红色。 

时节正值深秋,外出前,她在客厅又套了一件过膝的旧式呢子大衣,看上去就像一位年长的老干部。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聂元梓出狱以后,精神状态一直不错。 

那天中午不知是餐馆的地面滑,还是那把凳子不稳,抑或是她年迈体弱没有当心,总之午餐临近结束时,就听砰的一声,她坐的那把椅子突然栽歪倒地,把她摔了下来。见状,我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这下可沾包了,得赶快送83岁的聂大姐去医院就医。当下急忙赶过去搀她起来,两眼注视着她的表情,谁知她走动了几步,抬头笑着对我说:“不要紧,没事的。” 我大喘了一口气:“哎哟,可把我吓坏了”。 

在返回她家的路上,我惊异地说:“聂大姐,您都这个岁数了,身子骨还可以嗳!” 

“可不是么,罪遭大了,身子骨经磕。”聂元梓说,“摔上这么一下子,比起狱中生活其实算不了什么。在囚室待长了,别说摔了,当年那么潮湿的环境我都抗过来了。尤其到了夏季,一大早卷起铺盖卷,就见床板上溻出了一溜水汲汲的人体痕迹。” 

据聂大姐说,1978年4月19日,她由“北大在押”转入延庆女子监狱服刑,这所监狱是普通监狱,专门关押流氓、小偷和杀人犯,她没有进过秦城监狱。 

在延庆监狱的这8年,她觉得比关在北大的8年要自由一些,精神上也好多了。关在北大时,屋子里总会有一个人或几个人盯着你、训斥着你,精神上压力过大。在监狱里,虽然跟刑事犯关在一起,多时一个屋子里住6个人,但相互之间还可以说说话,也允许在房间里走动。 

1984年12月28日,她被保外就医,之后一直住在姐姐聂元素家,一住就是20年。一开始,她出去走走,晒晒太阳,没感觉有什么不适,可日子不多,有一天她的腰突然直不起来了,连上厕所都成了问题。后来去看医生,医生说,关了多年,已适应了那里的环境,等到一出来,干湿度相差太大,体内水分蒸发较多,才造成目前这个样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她无单位、无工资、无住房、无公费医疗,她多次写信给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请求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她说她八十多岁了,不想老死在姐姐家,也不想过那种“要治病就没饭吃”、“要吃饭就别治病”的苦日子,并说这是最后一次向市领导提出请求,以后将不再提起。至1998年年底,经市委领导同志亲自批准,北京市民政局决定每月给她发放600元的生活费,并报销全部的医疗费。 

“聂大姐,您咬紧牙关熬过了牢狱生活,又在姐姐家住了20年,扛到了83岁,这很不容易啊!” 

“那是啊,人是铁,饭是钢,在狱中,每顿饭不管吃的是什么,我都要求自己咽下去,而且还要吃饱。白天如果接受了审讯、训话,或身体出现了什么病状,晚上睡觉时,我要求自己不去想它,一定要把觉睡足睡好,一个目的,那就是争取活着出去,而且一定要把脑子保护好,要把自己的事情说给今人和后人,给历史一个完整的交代……谭厚兰比我年轻很多,她就没有熬过来。” 

“怎么?谭厚兰她……” 

2.谭厚兰患癌症而亡

接下来聂大姐向我讲述了她所知道的有关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的情况: 

大概是在1979年前后,我的腿病犯了,狱方安排我住进了北京沙滩附近的公安医院。在公安医院,我碰见了谭厚兰。 

很凑巧,我和谭厚兰在医院里的同一个小院里居住。公安医院里有很多小院,但没让我们跟其他的病人混住在一起。谭厚兰住在小院一进门的一间屋子里,我的病房紧挨着这间屋子,看管我们的女干警住在与我们相对的另一边。 

当时我们有放风的时间。我放风的时候,她可以在窗口看见我;她放风的时候,我也可以看见她;她散步完便轮到我,我散步完便轮到她;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有一天,谭厚兰在院子里放风,我从窗户一看:哟,这不是谭厚兰吗?她也来住院了?她得的是什么病呢?我看见谭厚兰胖胖的,脸红红的,猜想她可能是得了高血压。 

有一天,送药的人把药送错了,当时我就觉得药不大对,就问:“今天的药怎么不一样啊?”送药的人说:“医生开的,你就得吃。”所以我就把药吃了。吃完后我就犯寻思了,因为我分析谭厚兰是高血压,而我恰恰是低血压,这要是吃错了,问题可就大了。于是我就跟那人说:“今天我吃的药跟平时送来的不一样,我看见谭厚兰的脸红红的,她可能是高血压,而我是低血压,你叫我吃下去了,一会儿血压就得降没了。”听我这么一说,送药的人就去问大夫,问我是什么药,谭厚兰是什么药。回来时说确实放错了,好在先发给了我,还没来得及给谭厚兰发。我一听,心里很害怕,就说:“一会儿血压降下来怎么办?”那人说:“你别害怕,谭厚兰并没得高血压,她得的是子宫癌,你没有癌症,即使吃了治癌的药,也没问题。”于是我心里才平静下来,自此才知道谭厚兰患了子宫癌,而且已经是癌症的晚期。 

有一次,我在院子里放风散步,听见大夫在谭厚兰的屋子里说:“你别害怕,你这个病这里的医生会给你认真治的,也能给你治好。你不要担心,子宫癌没什么大不了的,胰腺癌才厉害呢,你要坚持吃药,我们再想想办法。” 

过了些天,我的腿病仍不怎么见效,连大夫也感到奇怪,有热度的那条腿疼,发凉的那条腿却不疼,按说发凉的腿肯定是血液循环不好,应该疼啊,可是为什么又不疼呢?后来怎么治也治不好,于是大夫就说:“你的腿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带一些药给你,你先出院吧!”于是我就出院了。其实呢,当时我很无知,如果找不到腿的病源,那病根还是在腰椎上。因为我在江西劳动改造的时候摔伤过腰脊椎,应该告知大夫给我治腰病才对。 

我出狱以后才听说前些年谭厚兰已经去世了。对于她的详细情况我一直不太了解,只是听说后来让她回家了,她是在家中去世的。她这一辈子没有结婚,可能是老家来人接走的。 

3.店有店规,狱有狱规……

回到房间,聂大姐仍在兴头上,她继续向我介绍她这些年来的遭遇。1986年由北京市劳改局宣布,对聂元梓实施假释。在很多年里,她的衣食住行一直靠多方资助,资助者有亲戚、同事、学生、老领导,也有社会上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好心人,这些人给了她很大的温暖,使她坚强地活了下来。 

我对她说:“从这点来说,您还是很幸运的,听说不光是谭厚兰,‘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孙蓬一出狱不久也去世了,年龄刚满60岁。” 

聂大姐说,孙蓬一担任校革委会副主任时,大概还不到40岁,去世时没到六十,据说死于脑血栓。孙蓬一是山东蓬莱人,人很聪明,口才也好,但脾气急、暴。他在监狱里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们没有关在一起。但是听说他被关过小牢,小牢好像就是把独自一个人关在黑洞洞的小屋里,有惩罚的意思。原因是他在监狱里闹得厉害,不服气。其实他那样做是很傻的,你跟监狱闹能闹出什么名堂?因为你的问题不是监狱审判决定的,它只是一个执行单位。你即使是个好人,但送你进来的人说你是个坏蛋,作为狱方也只能执行。我当时在狱里的态度跟孙蓬一不一样。我跟狱方申明:首先,你们是执行单位,我的问题不是你们审查判决的,你们只负责接收,我只是关心判决的依据是什么;第二,请你们放心,我会自觉地遵守监狱里的一切规定,住旅店还有这规定那规定呢,何况我现在住进的是监狱。 

看得出来,聂元梓很健谈,记忆力也很好。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她也愿意接受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的造访。她能在一张椅子上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而且有问必答,不马虎,不懈怠,不发脾气,不抹眼泪,也不低声下气和唯唯诺诺。 

4.托人送来徐景贤的书 

2004年中秋节前夕,女友张向华代我去看望聂元梓。张向华去后对她说,张主编病了,快过中秋节了,特委托她给老人家买些实用的东西送去。聂元梓表示了感谢,顺便找出了一本书,托张向华带给我。这本书的名字叫《十年一梦》,书的作者是徐景贤(文革中曾任上海市市长)。我掀到书的扉页,见聂元梓在上面写了几行字,大意是说,书中大部分内容事关文革,其中有两段写到了她,她仔细地阅读过了,对里面的一些说法持有不同意见。她在看过《十年一梦》之后,给徐景贤作了回复。在回复中,她诙谐地说:“……你大概还没有完全从梦中醒过来吧!”对此,希望我能理解她。 

那天我给聂元梓挂通了电话,我说前些日子感冒了,发低烧,故一直未能登门拜访,感谢她回赠我一本书。看了您给徐景贤的回复,让我笑了好半天,您还挺幽默的。 

聂元梓告诉我,上个月,她被一位余先生请到了广州。这位先生50多岁,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经常奔波于香港和广州。他挣到了钱,不打牌,也不去咖啡厅和卡拉OK厅,却买回不少的书籍和资料,有时间便潜心研究文革历史。这一次余先生安排她住在一个写字楼里,与她核实某些资料,对她关照得很好,时间大概是16天。 

5.有病住进高干病房 

2004年10月上旬,聂元梓因埋头整理书稿而引发了冠心病。那天下午,我打车直奔北医三院高干病房,聂大姐的床位是11室20号。 

聂大姐见到我很高兴,我坐床头与她聊东聊西。聂大姐告诉我,因为北京大学的人都在北医三院治病,她原来也在北医三院就医,多年的病历档案至今保存完好,结果医院把她的病历给调了出来,有些大夫跟她认识,比较熟,就按北大离休干部的标准让她住进了高干病房。 

后来我们又慢慢聊到了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尽管她身体很虚弱,但头脑却很清醒,注意力也集中,对谈论当今政治话题依然意趣盎然。 

聂元梓说,对于自己在文革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她将永远检讨并吸取教训;对于判她十七年徒刑的结论,她暂时不想提起申诉,只想就释放后的生活问题,向党提出请求。 

我安慰她说,好事多磨,会有办法的。刚才也说到了,周围有那么多的人关心您,帮助您,安排您住进高干病房,这本身就说明事情正在慢慢地起变化。对于她提交的申请,呈是呈上去了,但什么时候上会,如何着手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那么简单。 

正聊着,河南打工妹谭小姐走了进来,她表示说要帮助聂元梓洗澡。我赶紧站了起来:“小谭,我们俩一起来吧!” 不经意间,右手向下一摁,发现她脚底下有个暖水袋,抽出来一摸,已经没有了热乎气,就听聂大姐制止道:“新蚕,你不要动手了,这些事还是由服务员来做吧!” 

临走前,我想去洗手间,聂元梓手指房间北角说道:“这屋子里就有,如不嫌弃,就在这儿上吧。” 

按她手指的方向,我向紧挨窗口的那扇木门走去。刚刚推开房门,忽见一个胖胖的、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女孩正站在镜前梳头,不禁一惊,以为走错了门,正欲退出,就听女孩和气地说,“没事,进来吧!”说着便归拢东西准备离开。她笑着告诉我,她是来自四川的打工妹,眼下这个长条形的房间用于洗漱和解手,由19号和20号病房共同使用。说毕,她拎着梳洗用具推开了另一道房门,我站在她身后朝里一望,见一张床上躺着一个男性病人,不禁问道:“怎么……他是……”四川妹子介绍说,这位老爷爷今年82岁,已常年卧床不起,如今连吃软流、喝稀粥也要靠插到胃里的胶管来完成。我近前两步,见那病人正合目睡去,脸上贴满了胶布,鼻孔处插着几根白色的细胶管,床头上方挂着一又大又黑的液体袋,看似正在打吊瓶。直到这时我才弄明白,原来11室包括19号和20号两间病房,这种病房格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从洗手间出来不禁打了几个寒颤,想想人老了到了这步田地也着实可怜。而那位老爷爷尚有四川妹子来看护和照料,也算是得了儿女们和这位打工妹的济了。 

6.鸟枪换炮迁新居 

2004年11月29日上午,听说聂元梓很快就要搬家,我打车赶往广安门南大街南线里一带。 

显然聂元梓已提前做好了准备,她穿着系扣的浅蓝色对襟大毛衣,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脖间系着好像是不久前我托人带给她的一块橙红色的小丝巾。 

“新蚕,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她满脸喜色,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这回经市领导亲自签字批准,决定借给我一套住房。之前,民政部门派人来过,说北京城内有宣武区、崇文区、海淀区、朝阳区,看看哪个区适合我住,我选择了海淀区。如今一切准备停当,装修也完了,很快就要搬了。” 

我说:“哟嗬!这可真是一件大好事!” 

“过些天等他们帮我拾掇完了,我就搬过去住,眼下这间房子是亲戚家的,必须给人家腾出来。” 

她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她的亲戚,眼下正有一位中年男子在房间忙着拾掇东西。 

“等搬完了给我个电话,我去新家为您贺喜。”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打车来到海淀区花园路的一个住宅小区。 

聂元梓新入住的房屋是一套小三居,建筑面积69.89平方米。卧室里放有一张单人床,床罩与窗帘的颜色相近,选用的是素雅的带有暗花的布料。床头放有一个小柜,柜上放着一摞书刊和报纸。书房不大不小,正中是一张橙黄色的写字桌,上面压着一块玻璃板,板上放有一个台灯。在与窗户相对的北面,摆着一对酱色皮质沙发,衬托得书房既洗练又庄重…… 

我们面对面地在写字桌前就座。我说:“聂大姐,这栋楼房虽说是旧楼,但外装修不错,四周围的环境也好,您总算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间,可以说是鸟枪换炮啦!” 

聂大姐说:“房子是下来了,但同时规定,这套房子只有使用权,没有继承权,产权属于市建委,不能转租和转借,也不能作为遗产留给子女。” 

虽说产权属于市建委,但“使用权”还是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房屋水电气的安装及繁杂的内装修,全部由公家包揽。前些天聂大姐请人封闭了阳台,以防平时晾晒衣裳时被风刮走或染上灰尘。封闭阳台花了三千多,市民政局给报了一大半。 

入住之后,聂大姐又雇了一个保姆,名叫红霞,22岁,来自河北的衡水。除此之外,她还养了一只灰猫和一只白猫,灰的叫“苗苗”,白的叫“毛毛”。“苗苗”不怕生人,居然跃上写字桌望着我喵喵地叫个不停。那只雪白的“毛毛”则不然,刚刚听到敲门声,便钻到了暖气片的下方,前半身朝里,后半身朝外,我用一根细棍扒拉“毛毛”的后半身,它纹丝不动,仿佛动一动,就会被来人抱走似的。 

7.搬迁后的“不痛快事儿” 

“聂大姐,祝贺您呀!家搬完了,回忆录也校得差不多啦,还有心情养了两只猫,再有室内的这几个大件都说得过去,总之,今非昔比,我得向您表示祝贺!” 

聂大姐听我这么说,连连笑道:“我有一个亲戚在部队开车,我搬家时正赶上他所在的单位也搬家,老总就叫这个亲戚给我送来了这张桌子和两个单人沙发。东墙的立柜呢,是一个做家具生意的朋友送的。” 

“有这么多的人帮你,多好啊!要不光靠您一个老太太,还不得站在空屋子里干着急!” 

“新蚕,这些天我心里有件不痛快的事儿,很不痛快。” 

“什么事儿呢?您说给我听听。”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我参加了薄一波在山西太原组织的西盟会学兵队,分在了12连,后来很快就被调到山西华北局情报局工作,和一个叫刘贯一的、还有我二姐聂元素共同创办一个军事情报刊物,当时这个刊物仅供中央五位军政领导人看。那些年由刘贯一和聂元素负责采集情报,我在家里负责编撰小册子和油印工作。比如像娘子关大战、平型关百团大战、忻口战役,我们都作了及时的报道。到了1942年,我赴延安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后第一次评级,我就被评为12级。后来刘贯一也为我写过证明,证明我确实有这么一段革命的历史。” 

“这跟您说的不痛快有什么关系吗?” 

“现在我已恢复并享有公民权,既然法律公文恢复了我的公民权,就意味着并没有剥夺我的荣誉权。今年9月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特意制作了近70万枚的纪念章。抗战期间,中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中央有明确规定,凡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老战士,每人发放一枚光荣的纪念章,留作永生纪念。除此以外,还发有奖金。可我呢,至今什么也没有得到,连战犯都不如。所以我正在向上级反映,要求补发我应该得到的那一枚纪念章,还有奖金。因为谁也无权剥夺我的那一段光荣历史,那段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目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只剩下70万人了,我是其中之一,是这70万抗日志士中的一分子……”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为此,我暗暗吃惊,没想到在乔迁之禧的背后,在聂大姐心中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刚才她大段大段地讲述了自己的光荣历史,一个饱经风霜、风烛残年的老人,对自己的革命经历矢志不忘,对个人政治荣誉的追求,丝毫不亚于年轻一代。 

此外,她在阐述自己的想法时,语气平缓,不紧不慢,没有眼泪,没有冲动,内容却绵里藏针,让你既无法驳斥她,又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她,因为我个人的能力实在是太有限了。 

8.上调了月工资 

记得在2005年6月2日的上午,我与聂元梓通话,她告诉我,她的新书《我的回忆录》就要在香港出版了。她现在正出门去办事,已经坐上了公共汽车。聊着聊着,她的小灵通手机出现了噪音,于是又改换手机接听。我说等新书出版了,别忘了给我留一本,届时我会派马燕去拿,同时嘱咐她说:“大姐,您85岁了,上下车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她回答说:“我知道”。 

2007年的阳春三月,当我再次见到聂大姐的时候,得知自2006年开始,她每月的生活费已经从600元提高到了2600元。她高兴地对我说,这样她就有条件为保姆李芙蓉每月支付800元的工资了。 

李芙蓉,四川人,与聂大姐相识六、七年了。李芙蓉刚来北京的时候,先是照顾聂元梓的姐姐聂元素,后来姐姐去世了,又在聂元梓的儿子家照看孩子。等孩子大了一些,便又跟了聂元梓。 

当问及聂大姐身体的时候,她说1月25日看了一次急诊,刚好一点就急着出院,结果没过几天又进了急诊。“我已经86岁了,现在看病都是由市民政局报销,只是自这两次住院以后,脑力与记忆力受到了较大的损伤。”说到这儿的时候,从她的眼睛里迸射出两束痛苦和无奈的光。 

在这篇文章即将告罄之际,我们得知聂元梓刚刚过完了88周岁的生日。那天,我派马燕前去拜访,得知聂大姐每天依然较长时间地伏在写字桌前看书写书。我们祝愿她能够健康长寿,能够在市政府拨给她的小三居里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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