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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识燕归来

作者:张健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29日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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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谈起现当代诗歌,基本上指的都是新体诗。大部分现当代文学史中都找不见旧体诗词的章节,在论及一些多面手作家比如鲁迅的时候,文学史往往也只谈其杂文、小说、散文,绝少论其旧体诗创作,尽管鲁迅的旧体诗写得公认很出色。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度璀璨夺目的旧体诗词,仿佛屋梁上熟悉的燕子,突然一天飞离了人们的视线。

现在,有人说这燕子飞回来了,有人说这燕子从未离开过。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古体诗词创作学术论坛上,当前旧体诗词创作的成绩与不足,旧体诗词在新时代如何发展,新、旧体诗二者的关系等话题成为专家、学者、诗人们讨论的热点。

记者:近百年来,旧体诗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但是民间创作旧体诗词的人并不少。能否谈谈旧体诗词的创作现状?

郑伯农(中华诗词学会驻会名誉会长):目前,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有18000多人,不少省、市、县还有自己的诗词学会。《中华诗词》杂志作为纯文学期刊,每期印数25000份。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行与内部出版的诗词刊物近千种。可见旧体诗词的创作者不少,喜好者更众。据我所知,除了老教师、老干部外,农民、工人、学生、企业家等社会群体中,都有不少旧体诗词的爱好者与创作者。总的来看,无论是创作人数还是作品数量,都是空前的,旧体诗词创作正在走向复兴。

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旧体诗词的创作人群很庞大。更重要的是,旧体诗词的作者,不像新诗作者那样,大多局限在文学界,而是遍布社会各界。他们在吟唱之时,自娱、自况的意味较浓,在创作上所寄托的名利之心,普遍要比新诗界淡泊。他们似乎更渴望交流,不少人都是用手机写旧体诗,然后用短信发给朋友们,朋友们也多以短信回应。用现代技术形式写旧体诗词,成当代一大文化景观。这对文化、语言的传承,对世道人心的观察与体悟,都大有益处。

记者: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今天的旧体诗词创作又发挥着什么样的社会作用?

谢有顺:鲁迅说,好诗到唐朝就写完了,但我认为,一种旧的文学形式,有时也还是能够表达当代生活和当代情感的,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处理当下复杂的经验,并为之找寻到合适的语言和形式,建立起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说话方式。语言只有在不断的使用中才能得以完整的留存,孟子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存下来的部分,化腐朽为神奇了,就会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旧体诗尤其是格律诗,是汉语精粹化、结晶化的典范,了解它内部的秘密,并试着以它固有的经典形式来重新使用这种语言,既是对传统的温习,也是对古人的致敬。同时,旧体诗创作还是一种自我表达,尤其是对创作者内心微妙情愫的捕捉和雕刻,无论是对创作者还是欣赏者而言,都是一种良好的精神生活体验,是有积极意义的。

钱志熙(北京大学教授):诗兴观群怨的作用仍然存在。诗词是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只要中国的文化艺术不抛弃自己的优秀传统,诗词传统就应该被重视。诗词之存在,首先具有艺术上的独立价值,同时也具有对社会生活与人类情感的表现功能。旧体诗与新体诗在表现生活与人们的情感方面,只是取向的不同、表现方式的不同。

记者:当前的旧体诗创作存在什么不足?

郑伯农:我认为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创作者富有歌颂新时代的热情,但是诗词修养稍微弱了一些,生活感受也不够细致入微,因此写出来的诗带有标语化的味道。二是一些创作者陷入了古代情景、情绪之中出不来,闲愁很多,却远离生活,写不出新时代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在形式上死守过去的平水韵,越雷池半点都不行,因此缺乏必要的发展变化。

谢有顺:当代人写旧体诗,最怕的是陷入无病呻吟、为文造情的俗套之中,用自己的舌头去唱古人的歌。当年胡适、刘半农等人批评格律诗,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假”字。刘半农当年说:“现在已成假诗世界”,“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儿捣鬼”,可谓一针见血。今天,这样的“假”和“不真”,同样需要警醒。情绪的表达,不能只是复制古人或者复制自己;诗歌的创作,不能大话连篇,缺乏个性。

记者:从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旧体诗词在当代应该怎样发展?

郑伯农:一方面,我们的诗歌自古就有两大序列,一个是民歌序列,一个是文人诗序列。《诗经》基本上算民歌序列,唐以后,则数文人诗最光彩夺目。当代诗词的发展,对这两个传统都要重视。另一方面,诗词创作要想反映新时代,在语言、形式上就必须有新特点,创作者要有新的感受、新的体验。基本的规则应该遵守,传统的形式也应允许突破。

谢有顺:写作旧体诗的人,需要有一种文体解放的勇气,才能出新。不能一味强调旧体诗中保守性的一面,而要想法克服这种艺术上的保守性,为新的生活和情感找寻新的语言出口。不要怕冒犯艺术规范,也不要刻意回避那些俗字俗语,要以自己的艺术勇气为旧体诗建立新风格。

记者:繁荣需要以精品力作来说话,当下的旧体诗词创作至为呼唤的,可能就是真正让人折服的佳作了。

郑伯农:缺乏精品力作,就缺乏说服力。但有的时候,艺术创作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不要强求精品的诞生,我们要做的,乃是耕耘好供种子生长的土壤,并期待着繁花绽放的那一天。

怎么努力呢?一是树立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宁缺毋滥;二是评论、筛选工作要跟进,尤其是筛选,中国自古就有这个传统,《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影响既深且巨,可见优秀选本的功用;三是参与国家级的文学评奖,以此激励优秀诗词的诞生。

谢有顺:创作旧体诗词最怕的是自我伪装,在袭用古人语言形式的同时,也袭用他们的用词、他们的情感模式——只要怀旧就一定要有“斜阳”,说送别就一定要用“杨柳”或“灞桥”,看似有古意,其实是毫无自己的个性和心灵体验。在现代社会写旧体诗,不能老有一种活在古代情境中的幻觉,而要面对现实,面对真实的自我,同时也要在艺术上多借鉴翻译诗、新诗还有民歌等资源,这样的创造才可能是现代的,这样的创作才能寄望佳作的诞生。

记者:旧体诗与新体诗是怎样的关系?

叶延滨(《诗刊》原主编):作为写新诗的诗人和主持《诗刊》工作的编者,我坚持认为新诗需要向旧体诗学习。旧体诗与新诗是最亲近的两种文学样式,一如音乐的民乐与西洋乐,美术中的国画与油画,戏剧中的戏曲与话剧,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诗歌的版图。旧体诗与新诗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包容,共同促进中国诗歌的发展。

现在,学习旧体诗词的传统已成很多人的自觉,而学习新诗善于表现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追求、勇于形式创新、讲究个性等优秀品质,对旧体诗词来说也同样会有补益。

谢有顺:这个问题令我想起胡适当年在《谈新诗》一文中所说的话:“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说出,旧体诗和新诗之间的关系,是无法完全割裂的。当下很多写作新诗的诗人,开始回望中国传统的诗歌资源,开始意识到之前几千年的诗歌记忆,对于新诗写作是可以借鉴和参照的,一些语言遗产,也可以被创造性地应用到新诗写作之中。这个回望传统的趋势,证明新诗之于旧体诗,至少在精神血缘上不再有本能的抗拒。新诗才走过不到一百年的路,这在诗歌发展史上是很短暂的,但是无论在语言还是灵魂上,它都已经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解放作用,其成就不可小觑,这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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