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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的纯化、物化和新闻化——谈“正面报告文学”创作的突出问题

作者:王佳琦   发布时间:2013年03月19日  来源:光明日报 丁晓原  

编者按 以文学的方式,直接对当下的现实生活发声,迅疾地向时代和读者报告,是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殊性所在。面对新的形势特别是媒介环境的剧变,当下的部分报告文学创作有些力不从心,步入误区,损伤了报告文学整体性的声誉。本版自今日起开辟“问诊报告文学创作”栏目,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短板”进行梳理与总结,以求报告文学走上更加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敬请关注。

在新世纪十余年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报告文学的位置卓然醒目。这一时代文体在社会进一步深刻转型的风云际会中,又一次得到了激活,呈现出创作的活跃繁盛之势。就作品的生产量而言,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一似乎很难复制的“报告文学的时代”。

但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这既由于新世纪“众声喧哗”后文学声音的进一步减弱,更在于报告文学文体自身存有的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介入现实的激情和能力不足,缺少像《天使在作战》《十四家》《矿难如麻》这样直面现实问题、善于思考叩问的“问题报告文学”;反映模范先进人物和重大建设成就的报告文学,多数近似好人好事表扬稿和通讯报道,甚至沦为广告文学,成为人们诟病报告文学的现成材料。而叙事的纯化、物化和新闻化,是造成这类创作低值的重要原因。

 

时代命题与文体担当

 

与“问题报告文学”相对应的一类作品,尚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命名。李朝全曾经撰文将其指称为“歌颂体报告”,“描写和表现优秀人物、先进事迹、重大事件或建设项目之类的歌颂体报告”,“这些作品大多通过记录或讲述一些影响较大的人和事,赞美和讴歌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所体现出来的某种人格操守、思想追求或精神力量”。从取材和题旨来看,“歌颂体报告”类似于新闻中的“正面报道”。其共同点都是基于主流价值取向,对人物事件的客体进行讴歌礼赞式的肯定性再现。基于此,可以将叙写先进模范人物、报告改革开放建设成就的这一类作品,指称为“正面报告文学”。

此前,文学界对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理解上有些偏颇,以为报告文学的文体功能更体现为对于问题存在的揭示与批判。其实,理性精神是报告文学的基本精神,作品是批判还是讴歌,都当以理性精神为尺度,即批判其不可不批判的,讴歌应当讴歌的。而且批判与讴歌并不绝对分离,以“反”求“正”,以“正”祛“反”,体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某种辩证逻辑。

“正面报告文学”既是文体内在的重要构成,同时也体现了现时代的特殊之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但经济化社会所伴生的社会物化,却是现代化建设的陷阱。人的现代化是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关键。所以,在新世纪,强化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成为一个重大而急迫的时代命题。而“正面报告文学”以非虚构的方式,承载积极的社会主流价值,参与时代所急需的崇高的精神建设,恰好显示着这一类型写作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以其思想启蒙、呼吁改革而生成了其时报告文学的轰动效应,那么,在行进中的新世纪,以崇高道德、美好人性和伟大业绩给读者以文学温暖、以精神感奋的“正面报告文学”,它的发展则是适逢其时。因此,优化“正面报告文学”的创作,是当前推进报告文学文体建设的重要课题。

 

纯化、物化与文体失重

 

非虚构是报告文学力量生成的前提,而报告文学叙事的纯化,实际上是对这一文体规范的异化。受制于“正面”的先验设定,作者对于对象的表现尽可能地去粗取精、去杂提纯,以求取“正面”表达效果的最大化。纯化的作品,其人物的叙写偏于“正大”的一维,或显示出与生俱来的高尚,或大写无我的奉献,或放大舍其无他的特异,总之,人物是零缺陷的;对于工程建设类的叙述,指向数字化的重大成就,遮蔽其中的挫折矛盾,显示出天时地利人和的一帆风顺。

这样的强化处理,人物倒是被提炼得非常纯正,事件叙述也更为顺达圆满,但作品实际的表达效果却大为弱化。因为,这样的处理有违于报告文学所要求的客观真实原则。尽管从局部看,作者没有虚构叙事对象,但由于抽去了对象构成的其他因素,因此,作品所呈现的人物和事项与其实际的存在产生了距离,这样作品的叙事信度就被打折了。

纯化的处理还弱化了非虚构正面叙事的审美感染力。纪实之美,美在真实、真诚。今天的读者对于先进模范人物的接受,并不是因为他的超凡脱俗,而是认为他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人性,在寻常中创造了崇高。郭明义的可敬可爱,不仅因为他敬业爱岗,大爱助人,而且也在于他是一个爱唱歌、会写诗作文,也要发脾气的富有个性的人。李春雷的《幸福是什么》,写到郭明义“人缘好,脾气暴”,导入了郭明义为工作和同事打架的事,“两人都拼命了,皮开肉绽,鲜血淋淋”。过后重归于好,“偶尔还是会有争吵。但即使再着急上火,两人也不打架了,只是互相瞪瞪眼,咬咬牙,在耳朵边大喊大叫几声,再忍不住,就像两头发怒的公牛一样头碰头,拼命地顶撞安全帽,撞得‘啪啪’直响。”这是一个极有表现力的细节,但有人认为影响了郭明义的形象。可见报告文学的“纯化”已经成了定势。

所谓物化,在“正面报告文学”中主要表现为重事轻人,取表丢核。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人物再现应是作品叙事的中心。事由人为,即使是报告建设成就的作品,也应突出人物的活动。但是在这一类作品的写作中,往往忽视了人的存在,人的再现让位于事的叙述。作品中充斥着体现效益的数字,满是描述产值、利润、同比增长等数据,类似于财务报告,还有的作品可算是经验总结。反映工程项目的作品,比较多的是叙述工程的决策、设计、勘察、工程难题的攻克等,专业性强,人本性弱,读来索然寡味。

“正面报告文学”取表丢核,是指作品的表现重事象的罗列,轻内在蕴含的挖掘,作品的主题分量就显得轻飘。这里关联着作者思考能力的问题。报告文学是强调以思想为美的,特别需要作者有思想者的敏锐与深刻。苏州作者唐晓玲的《城市底色》,由叙写苏州好人的道德故事,阐释现代化建设的本旨。作品原来按照《苏州好人》构篇、立意,类似好人好事集。改为《城市底色》这一寓意深刻的命题进行再写作,反映了作者思考的深入。人的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底色,这就深化了作品的精神高度和主题价值。

 

新闻化中的文学性流失

 

报告文学是新闻文学,它与新闻具有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新闻性是这一文体的基本属性。从文体的演化可见,原先的作品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是通讯体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文体的真正独立,需要这一文体有新闻性而无新闻化,成为一种具有自足文学性的报告。新闻化是影响报告文学文学性生成的重要制约因素。

近期有关报告文学名称的分歧,实际上其要点指涉报告文学文学性的不足。“非虚构”构不成对具体文体的命名,但它倡导的纪实写作新的叙事伦理却是值得重视的。“非虚构”所强调的书写“个人关切”“个人经验”,重视现场感和个人性等,是对报告文学叙事新闻化的一种有效反拨。“正面报告文学”新闻化更为突出,源于这类写作有着与通讯为伴的胎记。

所谓新闻化,是指以新闻的方式写作报告文学。其表现为选材立意重视人物事件的典型性,注意突出先进事迹,强化作品的宣传价值,相应地忽视还原人物和事件的本真存在,缺失对于日常生活图景的具体叙述;在结构布局上较多地采用类型写作的模式,比如导语式的开篇,模式化地叙述新闻的基本要素。文本主体突出主题主线,缺少多维而有机的叙事,显得呆板。语言的新闻化是“正面报告文学”新闻化的显性标记。文学的语言与新闻的语言不同,文学语言讲究形象、趣味和语言主体的个性,“面皱如核桃,发白如秋草,牙齿全部脱落了,满嘴尽是赝品”,这是《木棉花开》开篇描写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的文字,造型性极强的语言一改以往表现高级干部的俗套。

近期刊发在大型刊物上反映大型国有企业发展史的作品,是一部材料丰富的创业史,但语言的新闻化使作品的文学滋味流失殆尽,“担负历史重任”“建设科研基地”“精神诚可贵,管理出效益”“改制创辉煌,工程振雄风”等,这些用以标题的语词,大多属于经验总结报告类的用语。这样的作品与其说是报告文学,倒不如说是企业史。

(作者为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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