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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两国作家共话“文学与包容”

作者:李晓晨   发布时间:2013年04月03日  来源: 文艺报   

4月2日至3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澳两国的作家齐聚中国现代文学馆,共话文学,交流心得。在2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分别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健、叶辛、莫言、高洪波,以及澳大利亚作家J·M·库切等出席开幕式。刘震云、徐小斌、李尧、李洱、布莱恩·卡斯特罗、大卫·沃克、尼古拉斯·周思、伊沃·印迪克、盖尔·琼斯、安东尼·乌尔曼等近40位作家、学者参加活动。开幕式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主持。

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中澳两国作家在“文学与宽容”的主题下,围绕“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文学的本地化与世界性”、“文化包容”和“文学体裁与阅读”等话题进行演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和莫言分享他们的文学实践和人生经历。

随着世界各国间交往的密切,文化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在国家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通过文学这一纽带和桥梁互相走近,进而对彼此和世界产生更深刻的认知和体悟。正如铁凝在致辞中所谈到的那样,在这个“速度”追赶着每一个人的时代里,假如人类的生活中没有了文学,人类将更加困难。她说,“好的文学在今天仍然被读者需要,正是因为它有能力表现一个民族最富活力的呼吸,有能力传达一个时代最生动、最本质的情绪,有能力呈现多样的、不同魅力的文化创造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想象力。”

两年前,第一次中澳文学论坛在澳大利亚举行,引起极大反响。如今,两国作家的再次相聚就具有了另一重意义:这是一次高水平的文学交流,也是一次老友的久别重逢。铁凝指出,中澳两国都有着悠久的文学历史、文学传统和杰出的文学成就。中国文学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深刻的人文思想、人性关怀和典雅的艺术品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都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近几十年间,不少澳大利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被介绍到中国,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铁凝谈到,今天的中国处在历史巨变与发展中,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参加这次论坛的多位中国作家,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长起来的富有活力的作家,相信他们会带来对文学和人生的独特感受,使澳大利亚同行具体感知一个变化着的、活力迸发的中国,体会和理解今天的中国人丰满而复杂的多样情感。中国作家也将通过此次论坛更有深度地理解澳大利亚作家笔下的人生世相。

孙芳安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本次论坛,她认为“中澳文学论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文学交流、文化交流”,并希望这次论坛能促使两国作家彼此启发、有所收获,进一步加深两国在文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在专题演讲中,徐小斌和布莱恩·卡斯特罗围绕“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的话题进行了专题演讲。两位作家谈到,东西方文学都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这些深厚的传统滋养了文学的生命。然而,消费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方式,留给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经典的时间和精力似乎越来越少,文学的边缘化是不同国家文学都要面对的处境。“这是一个不耐烦的时代”,布莱恩·卡斯特罗谈到,“今天,那些丰碑著作似乎已经失去了光泽,人们不再像古代人崇拜神一样崇拜伟大的作家。文化成为了人人触手可及的东西,但却是一种碎片化的呈现,这造成了精神的真空。”他认为,“文学在今天只是失却了大众的喧嚣,它拥有在内部世界的另一种生命”。徐小斌对此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她认为,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传统和现代性,决定了将拥有怎样的文学。虽然东西方对于经典的界定有所区别,但基本可以概括为具有历史时代与文明精神代表性的作品。今天,文学的传统正在被现代性逐渐改写,这是作家们都要面对的处境。好在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在作品中很好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性的元素,他们坚持着文学的本真,不曾放弃一个写作者的梦想。

对许多优秀的作家而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也是这个梦想的一部分。获得这一奖项对作家、对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获奖作家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奖项的?莫言和库切针对这一话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总是在你几乎忘记它的时候悄然而至,诺贝尔奖对于我也是这样。”莫言这样形容他获奖时的心态,他说自己之前对这一奖项也存在误解,认为“诺奖”存在各种“规则”。但此次获奖尤其是领奖的经历,让他意识到诺贝尔文学奖首先是文学奖,然后才是其他;这一奖项最根本的衡量准则是文学准则,诺贝尔文学奖最根本的意义是它的文学意义。由此,莫言认为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忘记——忘记那些文学奖的评奖规则,忘记评委,忘记翻译家,甚至要忘记读者。“一个真正的作家,又有谁在写作的时候还想着瑞典的评委呢?厨师做菜,是要考虑食客口味的,但有一些厨师,也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烹调,你爱吃就吃,不爱吃就算了。”

获奖之后的莫言给人们留下了低调、沉默的印象,也因此引起了诸多争议。对此,他回应道,获得“诺奖”部分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不能说这是一件坏事但肯定不是好事。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坐在书桌前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而不是在各种活动上频繁露面。面对争议,莫言虽厌倦却也坦然,他说,获得“诺奖”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情世事,也照出了真正的自己和哈哈镜里的自己。“不管配还是不配,我都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是个事实。我只是希望下一年的诺贝尔奖赶快颁出,这样人们就会迅速把我忘记,这也是我最期待的事情。”

莫言的经历引起了库切的几分“同情”,他认为,获得“诺奖”确实会对正在写作中的作家产生一定影响,但程度大小各有不同。他更关注的是诺贝尔文学奖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原因,以及其评奖标准是否合理、公允。当然,他首先强调“我并不是要批评这个奖项”。

库切用“经济体”和“货币”来形容文学和“诺奖”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把某一国的文学看做一个经济体,那“诺奖”就好比是货币,它会加重作家在这个国家的分量,使他具有更强的购买力。谈及“诺奖”沿袭百余年的评奖标准,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所确立的“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的标准本身存在很大的阐释空间,奖项更强调伟大精神对人类的引领作用。而随着时空的转换,如何界定和阐释理想倾向、这一标准是否能够用来衡量当代作家的表达、一部作品在总体上所显现的意义和趋向是否就超越其他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等话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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