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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新锐作家与“小城镇中国”

作者:张莉   发布时间:2013年05月02日  来源:北京日报  
张莉
  李娟
  路内
  阿乙
  曹寇
  鲁敏
 

“70后”作家是一批尴尬的存在,在经历过短暂的“美女写作”之后,他们很快成为“非叛逆”、“非忤逆”的写作者,从文学追求到文学审美,十多年来,他们都堪为当代文学的“乖孩子”、“好孩子”——诸多批评家在不同场合都对这代作家的创作表达过担忧和质疑。最近两三年,一些变化猝不及防地来临。在大多数批评家依然停留在讨论“70后”作家的“成长叙事单一”、“沉湎日常生活”、“纠结个人经验”、“历史意识淡漠”时,一批咄咄逼人、辨别度极高的作品横空出世。

追索社会事件发生的缘由

变化大约始于2009年前后。三年以来,当代文学涌入了许多新的“70后”面孔:李娟、路内、阿乙、曹寇、葛亮、张惠雯、李海鹏、阿丁、任晓雯等。在颇具市场影响的“铁葫芦”出版的《中间代·代表作》、《中间代·新女性》中,这些“70一代”占了重要比重。他们和先前活跃的魏微、金仁顺、鲁敏、盛可以、徐则臣、冯唐、张楚等“70后”作家一起构成了当代文学的“新势力”。作为个体,新的一批“70后”作家们各有特点,但创作共性也颇为醒目。一批关注凶杀事件及凶杀未遂事件的作品在“70后”作家那里不断涌现,值得关注。这些作品包括阿乙的《意外杀人事件》、《鸟,看见我了》、《情人节爆炸案》、《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曹寇的《市民邱女士》、《水城弟兄》、《塘村概略》,张楚的《细嗓门》、《七根孔雀羽毛》,徐则臣的《轮子是圆的》,鲁敏的《死迷藏》、《六人晚餐》,路内的《云中人》等,这些作品大部分着眼于无辜者如何成为杀人犯,以及杀人事件的偶然性和荒诞性。

阿乙的《意外杀人事件》关注一个外地人杀害了六个本地人的恶性杀人事件。曹寇的《塘村概略》追踪的是女大学生葛珊珊在塘村小学大门口被接孩子的家长当作人贩子群殴致死的社会案件,《市民邱女士》则写的是青年城管的意外杀人事件。路内的《云中人》由七起连环敲头案贯穿。张楚《七根孔雀羽毛》写的是一个失婚者如何参与银行抢劫案,《细嗓门》则写的是女人林红因不堪家庭暴力而杀死了她的丈夫。徐则臣的《轮子是圆的》中咸明亮是以车祸杀人。鲁敏《死迷藏》追踪的是一位父亲突然毒死了成年儿子,《惹尘埃》中,一个男人因豆腐渣工程突然死亡……

这些作家之所以关注社会事件,无疑与我们身在的社会现实相关。新闻媒体、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使每一位青年作家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们选择直面现实。值得关注的不是作家都属意于当下最热点的社会问题或意外杀人事件,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作家的写作视角和书写路径,他们热切渴望书写的是这些社会事件之所以发生的缘由,书写社会事件背后潜藏的那些隐而不显的场景。

不同气质的作家,选择进入事件的方式和追踪事件发生的路径有很大差异。鲁敏观看“意外事件”时,大部分的关注点是由家内而家外,《惹尘埃》中丈夫意外身亡不仅牵涉到婚内生活还牵涉到豆腐渣工程;张楚讲述杀人事件时,是从问题婚姻及家庭暴力说起;路内则是从个人成长际遇说起。而阿乙和曹寇的观察和讲述方式殊为独特,他们都选择从外在社会事件入手,从偶然出发,文本事件与现实社会事件形成强烈的“互文”关系。这种意外事件的“社会性”更为突出,也更有冲击力,这种视点使这两位作家的创作与前面所有“70后”作家都构成强烈的对照关系。

那些内心深处的“伤痕”

但是,在这些社会事件面前,这些“70后”作家并非“时事记录者”。关注“意外”之后的“常态”生活,回到暴力开始之前、庸常表象之外的灰暗地带,是他们写作开始的地方,当然,这也正是文学的意义所在。

小说家们都关注事件中的当事人,他们的恐惧、悲哀和荒诞性命运。这些小说都书写了压倒罪犯的“最后一棵稻草”。曹寇的《塘村概略》中,使葛珊珊被群殴致死的直接原因在于小学校刚刚被人贩子拐卖了两个孩子,而首先殴打女大学生的人群中即有丢失孩子的祖母。阿乙《意外杀人事件》中,最后使外地人疯狂杀死本地人的原因多重:千辛万苦讨得薪金的农民再次在火车上失去了钱款,他来到小镇报警,小镇人喜欢恶作剧的天性使他到达派出所走了很多冤枉路……被愚弄、被欺骗的外地人最终向小镇表达了他的愤怒。这些小说着眼于那些处处被挤压、处处受到伤害的人如何最终爆发,他们书写的固然是原因,但也是事件发生的文化氛围,是土壤。

不仅仅是城镇精神生活日益贫瘠和荒芜,生活在大都会的人也是如此。《铁血信鸽》、《惹尘埃》、《死迷藏》是鲁敏面对时代暗疾的系列作品。《铁血信鸽》关注的是全社会的养生癖——懂得养生的人就会精神幸福吗?小说书写的是作为个体的精神层面的无助和痛楚。《惹尘埃》则探讨的是“谎言”对整个社会的腐蚀。《死迷藏》从一位父亲杀死了亲生儿子这一意外事件入手,书写了一个独特的人——对食品安全、生死问题的偏执性恐惧深藏于老雷内心深处,成为他的“暗疾”,或心理无意识。

“70后”作家们持续不断地记录行凶者或受害人的精神创伤,表明他们开始意识到:以文字的方式铭记这个时代每一个个体在肉体/精神上的双重创伤,是他们写作的使命。如果不把“伤痕文学”看作“阶段文学”,这种集体地、集中地、持续地对社会事件的凝视和还原,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更有意义的、更有深度的“伤痕文学”。

非故事·非虚构

张旭东在《消逝的诗学》中认为对贾樟柯电影的最好理解,“是将其理解为对这种现实进行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的尝试。它们刻画了中国碎片化社会空间内部的特殊拓扑学:即关于县城或县级城市的拓扑学。”某种意义上,在新一批“70后”作家中,阿乙、曹寇及李娟的创作也都有这样的“拓扑”特色。阿乙的《寡人》收录的是片断文字,一种忠实于“真实”的写作,大部分文字都与小城镇生活有关。曹寇《屋顶长的一棵树》中收录了“非小说十则”,新作《生活片》中,则更多的是简明的生活片断。他们都热衷于比照生活书写,寥寥数语,刻画一个人的状貌际遇,勾勒一种情境、一种现实,而非一个故事。

这样的写作让人想到电影创作领域的纪录片,以及使用DV拍摄的手法。事实上,这两位作家都进行过“非虚构”的尝试。《模范青年》是阿乙对个人警校生涯的追溯,曹寇《水城弟兄》也是非虚构作品,它取材自广为流传的真实发生的故事“七兄弟千里追凶”。作品呈现的不仅仅是偏僻之地的男人为他们死去的兄弟追踪凶手的故事本身,也呈现了凶手及受害人所居住的山村环境,那里的“穷山恶水”,那里的贫苦、荒芜、寂寥。李娟也是一位典型的以非故事、非虚构的方式书写现实的“70后”作家。《我的阿勒泰》、《羊道》都是她的非虚构代表作,用一种青年女性的本色声音为当代文学勾勒了非风光意义上的新疆阿勒泰生活。

在当代中国,“非虚构”突然出现,缘于写作者强烈的“回到现场”的写作愿望。但当下流行的“非虚构作品”与阿乙、曹寇、李娟的“非虚构”具有差异:前者显然追求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其中有某种强烈的济世情怀;而后者的写作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在于他们对小城镇生活的忠实记录,没有济世,没有启蒙,他们追求的是极简、深刻、零度写作。

这是躲避“文学惯例”的写作,是不依赖于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将生活本相还原的写作,是还原一个人眼里的世界、一个人眼里的生活的写作。它固然是基于个人经验的写作,但并不是只关注个人生活的写作。这是经由个人感受而切入现实的写作。客观真切地呈现“我”眼中的世界,毫无保留,但这种呈现同时也是有限度的和主观的,叙述者并不隐藏这些。但这不是新写实主义,创作者显然并不认同这样的生活。这是在叙事者隐性态度观照之下的写作,他们以此消除对生活的平庸模仿。

“它既不是对世界原封不动的模仿,也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它既不想解释世界,也不想改变世界。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无边的现实主义》中对卡夫卡与现实世界关系的分析,某种程度上也可用在作为小说家的阿乙和曹寇面对世界的态度上。也许人们会将这样的写作归于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影响,但这一代作家与新生代的不同在于:生活在他们这里说不上是被厌弃的,他们也缺少愤怒青年的激情。他们无意成为文化精英,他们似乎更愿意承认作为个人的灰暗和卑微,阿乙在他的自序中自言是“活死人”,曹寇在采访里多次自认是“屌丝一族”,都表明了他们对叙述人身份的想象。

我们身在的“小城镇中国”

“70后”作家从“意外社会事件”切入的写作极为尖锐和机敏,它直接插入了城镇中国的内部土壤,这些小说某种程度上成为城镇社会各种关系交集的标本:警民、阶级、贫富、男女、长幼关系一下子在此处显现,生存的困窘也都在此地变得更为尖锐和具体。这是这批“70后”新锐小说家给当代文学带来的最新鲜的经验和成果。通过重建“城镇中国”风景,他们试图重建写作者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70后”作家持续不断地关注“小城镇”已成为批评家的共识,诸多批评家认识到,小城镇是“70后”作家寻找到的最早、最有持久力的文学根据地。但是,需要特别提及,“70后”小说家面对“城镇中国”的书写有一个变化轨迹:最初,小城承载着年轻叙事者关于乡土清明、安静的想象,青年作家们通过建构关于美好小城的想象来抵抗物质时代的侵袭。但是,离开小城独立生活的他们很快进行了自我修正,小城镇的美好开始一点点坍塌、毁坏,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惨痛的现实场景。

从意外社会事件入手对城镇生活的重写是近年来“70后”写作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在文学批评领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是直接、赤裸、粗糙、众声交杂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是叙述主体对这种现实的反感、疏离和试图挣脱,两种相异的元素相互抵抗、相互照应,同构了“70后”作家笔下的“城镇中国”的图景。当小城镇以荒败的风景呈现于中国文学视野时,意味着一代新锐作家与当下现实的新型关系正在形成。

逼近时代的精神疑难

每一代作家、每一位作家都在寻找他们面对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历史、革命等宏大话语在“70后”作家的小说中看不到,历史意识稀薄一直是“70后”作家广被诟病的所在。但它是由这批青年作家的成长语境决定的——这是在1980年代末迅速成长的一群人,在他们的生命经验中,某些宏大话语早已远去,某些过往永远尘封于底。留下的,是生活本身,现实本身。他们所做的、所能做的,是写出他们看到的生活、他们看到的现实,记录下“这一个”生活、“这一个”现实。

“历史意识”不仅指的是对过去的“不忘”,也包括我们对所经历的当下记忆的“记取”。从对意外社会事件的持续关注开始,这些作家已是民族独特记忆的生产者。我们眼前的一切,都应该被视为我们的“那些历史的产物”、我们的“曾经故事的结果”。这些“70后”新锐小说家已经开始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他们直接而毫无遮拦地进入了城镇中国的腹地,也进入了基层现实的内部。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必然是“历史意识稀薄”的作品,也并不意味着这是主体性匮乏和令人失望的作品——如果读者的历史观念不是断裂而是完整的,将会意识到,这些“70后”作家书写的是近二十年来我们时代、社会和人的困境与精神疑难。

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当代最为活跃的青年作家及文艺家——魏微、鲁敏、盛可以、徐则臣、张楚、阿乙、曹寇、李海鹏,包括贾樟柯、韩松落、周云蓬等,都来自小城镇。大部分“70后”艺术工作者都是此地生活的亲历者,他们是城镇何以变为“今天的城镇”的最有力最直接的见证者,城镇生活之于他们,是成长的根基,是肉身中的血液,“城镇生活”来到他们的文学空间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当小说家们不厌其烦地书写城镇生活的苦闷、喧哗、无序、荒诞时,他们已经逼近我们时代的精神疑难。这也意味着,当“70后”一代开始对最普遍、最敏感、最有活力也最荒芜的小城镇生活持续书写时,他们与其父兄辈作家的创作正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抗衡”。

今天,当我们讨论“70后”作家对于当代中国及当代文学的贡献时,应该追问的是:在这代作家的文本中,是否潜藏有中国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我们遇到的精神困境是什么的表述。人们内心中那些恐惧、痛楚、无聊、疤痕被深深铭刻进了年轻一代的文字里。在这些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中坚力量的新锐作家那里,正潜藏着被我们时代习焉不察的灰暗。“70后”小说家面对现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直接、更为专注、也更为深入,他们对时代的疑难和自己的使命已经有了某种自觉。一些变化已经开始,他们开始勇敢地“向着而不是背着火跑”。

一代人选择面对什么样的现实,意味着他们选择走什么样的路;一代人走什么样的路,意味着他们将看到和书写什么样的现实。

张莉,批评家,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相关链接

“70后”作家

怎样走得更远?

徐则臣认为,就像体操运动员,如果过于想拿冠军,可能动作要出问题。“70后”作家存在的问题,就是过于强化。但也许这同时又是个优势。当作家的基本功具备了,所有该占有的资源占有了,想使写作再上一个层次的时候,我们需要借助思想,要在小说里面表现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判断。如果作家急于表达,反而容易出现问题。为什么很多人的写作中止,可能就在于没能抓牢最基本的东西,缺乏思想的力量。

“我们经常抱怨相对于文学的黄金时代,今天的文学渐处边缘,‘70后’作家是尴尬的一代,其实真正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正在于我们自身,正是因为我们不敢发出声音或者发出的声音过于微弱,才导致了一代人的尴尬处境。”作家朱文颖的发言传达了很多人的心声。

朱文颖说:“这和我们成长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教育背景有关,也和我们后天的修为以及精神强度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强调作家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朱文颖谈到当下作家面临的逆境,包括时代的浮躁,以及个人阶段性的创造力枯竭时说,自己在写作中越来越感到知识与视野的单薄与狭窄,内在的精神面无法完全打开,有很多知识需要补充。她认为,作家需要建立有效的知识体系,拓展视野,建立深刻宽广的精神立场,对世界文化的脉络和自身的文化处境有一个基本判断。因为文学拼到最后拼的是内心的力量,作家需要锻炼自己的品格,写作要有非常大的自信。

“中国大多数的作家,50多岁或60多岁创作力基本衰竭,当然也有例外,但多数的就只靠惯性写作的延续,还有一部分作家到60多岁以后,就剩一张嘴了。这是什么问题?”作家李浩分析,所谓的日常生活的经验或者说我们部分的思考经验,不随时有填充、扩充的话,总有一天会被掏空;而且部分的经验是依赖时代存在的,当时代有了某种变化之后,有些经验会损耗,经验传达力、感受力都会遭到某些损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现在还有的一部分青春荷尔蒙的冲动,也会逐步丧失,假如没有思想力做后盾,肯定厚积的力量不会薄发。未来的写作,作家学者化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至少要能贯穿到他小说的每一部分,包括对语言、对母语的扩展和冒险,包括对流行思想的反思、思考和抵抗,包括对一些惯有的习惯的冒犯,这可能是小说需要提供的诸多可能性的存在的理由。

——舒晋瑜:《“70后”作家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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