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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者不读“打工文学”?

作者:何 晶   发布时间:2015年07月06日  来源:羊城晚报  

“打工文学”,顾名思义,主要是以打工者为题材的文学,但这种文学在打工者群体中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打工文学的创作主体吗?现实中的打工群体的阅读兴趣何在?

由温儒敏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即将结项。其中,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国家玮负责的《阶层身份焦虑与功利性阅读—富士康工厂农民工文学生活调研实录》也是这一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调查研究报告中也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1 不要把“打工者”想象成一个整体

羊城晚报:《富士康工厂农民工文学生活调研实录》明确界定了研究对象是富士康员工,这个群体的年龄段跨度是多大?

国家玮:富士康集团把员工分等级,分别是员一、员二、员三,再往上是管理层。富士康的人特别多,深圳厂区就有30万人,郑州厂区20万人,我们以这两个厂区为对象,对员一和员二两个级别的部分农民工进行多次调查,都是18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

羊城晚报:他们阅读“打工文学”作品吗?

国家玮:首先我们得先定义什么是“打工”?外企白领算“打工”吗?打工者是指农民工还是外企高级白领、高级蓝领?因此“打工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即便当我们确立好所谓“打工文学”这个概念后,我们可能会认为,打工者会随之阅读某一类作品。但据我的调研观察,富士康的工人几乎不读打工文学作品,他们读《故事会》、《青年文摘》,以及微博、微信上流传的段子。

文学调研是非常灵活的,我反对做任何概念界定。一旦被概念界定,人的内心情感你就无法体验。你要深入到他们中间,但又要避免带着同情的眼光,要隔着去看,但你又不能过于冷酷从理性概念去给他们做分类,那你无法懂他们。

这个研究过程不能把研究对象想象成铁板一块的整体,也不能把他们都想象得太好,我也看到了富士康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没有任何理想的人。我们很容易因为自己的感情投射而把打工者想象成一个整体,或者将“打工文学”看成一个整体,这是非常危险的。

羊城晚报:他们自己写东西吗?

国家玮:在我接触的富士康工人里,自己创作的比较少。他们不写,但愿意接受,他们是更容易被手机、互联网绑架的一代。相比一般的城市青年,这个群体对互联网的依赖更重,他们很信任互联网,但一般的城市青年对微信是有批判性的,甚至会警惕微信微博中流传的内容。但富士康的这些年轻人非常依赖碎片化的信息,比如不断跳出来的新闻,朋友圈,等等,成为满足他们在工作之余心灵短暂需求的驿站。但很矛盾的是,他们企图超越自己的阶层,但他们的朋友圈又制约着他们的眼界,他们的朋友圈都是自己人在转发的心灵鸡汤故事,这些故事对他们来说,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同时这也是他们构成另外的身份想象的途径。

2 他们的阅读特别功利化

羊城晚报:富士康员工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他们的阅读趣味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国家玮:我们这样一路大学念书出来的人也许并不相信,但富士康的员工他们仍然很淳朴地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或者说书本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在当下社会阶层固化的过程中,仍然能看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但这也恰恰是我担忧的地方,因为这很可能是他们的幻梦,他们认为多读几本书就可以如何如何,但实际上呢?是不是我们的文学给了他们太多的期许,让他们认不清自己的身份?

这使得这些富士康员工的阅读特别功利化,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希望通过阅读来超越自身所处阶层的动力。相较而言,城市白领的阅读今天已经非常不功利化了,随性随心,而农民工群体特别希望阅读知识含量比较高的书,他们对城市还怀有想象,比如对作为摩登都市象征的上海,他们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有个调查结果让人出乎意料,我们用随机抽样方式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一般读者群体进行网络调查,与富士康工厂农民工的文学阅读情况进行对读。结果发现,读过或听说过六六及其小说《蜗居》的农民工占群体总数的43.8%,而对这部小说有所了解的一般读者群仅占其群体总数的21.8%。问卷列出与上海有关的四部小说(《长恨歌》、《繁花》、《陆犯焉识》、《蜗居》),完全没听过或读过的受众占比,一般读者群也比农民工群体要多出10%左右(一般读者群为31%,农民工群体为20.8%),也就是说,这群富士康员工更希望通过书本去了解城市,通过文学作品去想象那个城市的生态,但凡有这样让他们想象和憧憬另外生活环境的作品,他们的阅读就非常积极。

还有个调研结果,我们提供四本书分别是《看见》、《遇见未知的自己》、《洗脑术》和《人性的弱点》,城里普通读者群有33.3%选《遇见未知的自己》,33.3%选《看见》,但在农民工群体里,选这两本书的只有个位数,他们纷纷选择了后两者。他们要实用的,哪怕在我们看来很假的内容。

3 感兴趣的是“文学经典”而不是“打工文学”

羊城晚报:这个项目持续了两年时间?

国家玮:对,这个文学干预项目我们进行了多次调查、访谈,为期两年,同时也是和富士康达成协议的一个培训计划。我给富士康员工做文学公开课,有1万左右的员工成为我的学生,我花了两年时间给他们录好视频,每周有一次集中看视频学习的时间,富士康有100多号人担任我的助理老师,我不在场的时候,这些学生分成若干个班,由助教放视频,组织学生现场讨论。比如说我选了鲁迅的《铸剑》,非常难懂的文本;还选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两年下来一共讲四册内容,内容也都是我编的。这些孩子觉得最受影响的是戏剧,我会让他们分组进行戏剧排练,比如曹禺的《雷雨》,老舍的《茶馆》。我先给他们说什么是戏剧,进入到戏剧表演之后,你的人格会有怎样的变化,会带你去想象另一个自我。在这个过程,我让他们找寻自己。以前很多不合群的学员,一下发现了自己另外的天赋。而且在戏剧表演过程中,每个人都发现了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

羊城晚报:富士康员工的工作时间似乎都比较长,在业余时间为什么他们还愿意选择听课,而不是休息?上课的都是怎样的年轻人?

国家玮:富士康集团内设有富士康学院,学员不会白上课的,文学课是他们选修的专业之一,其他还设比如“电子商务”这一类技术课程给员工选择,自愿报名。通过课程考试后,这些学员还可以拿到相应的、教育部会承认的中职文凭。之前我们看过太多关于富士康的负面报道,但这个企业给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道义担当,他们为员工提供了比较丰富的业余生活,和让人进步的内容。当然,一方面这是企业防止员工流失的措施,但同时也是关注员工个人成长的。富士康有它自身的问题,但外界对它不应当过于妖魔化。

我感觉这些年轻人还是比较有灵性的,家境比较贫寒,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目的很单纯很功利,就是要在短期内赚钱。但他们其实有个隐秘的梦想,他们不是对“打工文学”感兴趣,反而是对“文学经典”感兴趣,因为他们暗地里希望自己是另外一种人,而文学可以让你把自己想象成另外的人。他们已经厌倦甚至是不喜欢自己现实中的状态,他们也不需要从打工文学作品中去体验打工者的心态,获得某种归属感或认同,他们深深渴望另外的世界,于是用文学作品打开另外一扇窗口,以暂时逃离目前打工的命运。

4 成功学比文学对他们的帮助更大

羊城晚报:您怎么给他们讲文学作品?

国家玮:课程设计和大学课程不一样,大学老师会说你去读作品,但富士康员工怎么可能去读呢?我会念给他们听一部分,带他们进入,第二步再跟他们详细讲解,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结合现实生活来谈。我不会说我理解他们,而是讲自己如何从一个阶层到了另一个阶层,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些什么。这些员工会单纯地想,拿到了文凭就可以如何,他们很多人因为自己没有文凭而自卑,对社会的理解还比较肤浅,也很容易被成功学的书洗脑,认为有一种精神信念就改变了自己,多读了十本书就可以跟人吹牛。我会告诉他们,不是这样,不要把这个世界看得那么简单美好。所以我讲文学作品,会告诉他们作品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这篇文本里的语言告诉我们,可以如何跟人说话,什么叫做教养,教养如何形成等等。只要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就觉得工作没有白做,但同时我没有高高在上地对待他们。

羊城晚报:对于农民工群体而来,励志成功学会不会只是某种虚幻的抚慰呢?

国家玮:今天很多声音反对和鄙夷成功学,那我恰恰要反思,文学给了这些打工者什么呢?大部分的打工者,为了生活,需要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可以不腰疼,但我们忘记了对于打工者这个群体来说,他们的第一要务是要生存。今天文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用作家的标准要求每个人都应拥有作家或专业文学研究者的趣味,但其实他们没有必要成为作家,他们只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人就够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不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会比成功学给他们更大的帮助。作为文学研究者,我认为切不可以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那么崇高和高尚。

5 高高在上的研究到民间是失效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会负责这个项目?

国家玮:做这个项目是因为我有切身体验,我意识到人的命运很多时候是刹那间的改变。从小我也是很苦的孩子,初中就不想念书了,开过大货车,从北京到东北,搬过砖头,很多苦活我都干过。后来我妈妈说你必须要念书,回来念书后我发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天赋,进一步念本科、硕士、博士,一直到现在做博士后。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念到了博士,我开始渐渐看不起《故事会》和《青年文摘》,我的阅读趣味完全改变了。这套文学理念教化了我,改变了我,但我隐隐感到,这可能只是文学的一部分,并不是文学的全部。

博士期间我一直研究鲁迅,鲁迅一直说启蒙,但最后你发现,很多东西一旦下放到老百姓那,其实知识分子什么都做不了。高高在上的学术研究、形而上学,在知识分子中间可以起到话语抚摸的作用,但这些东西到民间是无效的。不是说《读者》有多大影响力,比余华的文章好,但比如路遥《平凡的世界》,它有那么多受众,为什么在专业的文学史里没有关于它的声音呢?所以我认为文学研究可以把视角伸下来。

羊城晚报:如何保证这些员工填写的内容是真实的呢?也许他们并没有看过小说,但会在问卷上选择自己看过?

国家玮:对,这涉及一个可信度的问题,因为我们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数据对不上号。后来我留了个心眼,比如说,问题是“你读过《百年孤独》吗?”,具体数据记不清楚了,假设有百分之六十的人选读过,下一题我会继续问,“请选出《百年孤独》的第一个句子是哪个?”答案之外的三个句子是风格完全不同,辨识度非常高的,只要真正读过小说的人不可能选不对,结果有一半人是答错这道题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人戴着面具在做问卷,他们希望自己读过那样的作品,他们对名著有渴望。

还有另外一道题的调研结果发现,农民工特别容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我在题目里问,有一本书,据说百分之多少的人读过,大家都觉得好,那你会读吗?城市普通青年群体有一半人说我还是不读,因为和我的兴趣无关。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兄弟会说,我读,因为大家都读过。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自卑,也可以看到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朝另一个阶层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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