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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应如何谈论一部文学作品

作者:张定浩   发布时间:2015年07月10日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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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批评显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基础问题依旧是萨义德曾经在《开端》里指出的,所谓“来自四面八方的无规则性”。这种无规则性源于当代写作和传统的关系变化,当代作者不再认为只存在唯一的一个前后相承绵延不绝的传统连续体,也不能想象自己只在某一个已经存在的谱系里写作,相反,每个当代作者都致力创造自己的传统和谱系。一条宽广的大河在某个时刻决堤,并漫延成无数细小的分叉,每条分叉都在努力向前的过程中不断吸纳他者,并不断创造自己新的多样化的源头,这就是当代作者的写照。在这样的仿佛人人都独自奋战的背景下,当代文学批评必然是无所适从的。

恰是在这样的无所适从中,准确,需要成为文学批评最切身的道德律,它意味着首先“如其所是”地谈论作品,这是对作品做出有效判断的前提。那些胡乱挥舞传统名著驱赶当代作者的文学批评,必然是可笑的;但若是以时代和创新之名规避一切过去的标准,甚至就此假想一些不存在的美德,却也是孱弱的。

有两种“如其所是”的古老方式,一种是复述,一种是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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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述,意味着脱离原文重新讲述一次作品,而这种重新讲述,首先可以认为是以归纳和抽象的思维介入为基础的某种简化。否则,复述者就会陷入博尔赫斯笔下那个博闻强记的富内斯的命运,“他曾经两三次再现一整天的情况,从不含糊,但每次都需要一整天时间”;抑或,是卡尔维诺描写过的帕洛马尔先生,“他决定开始着手描述自己一生中的每个时刻,只要不描述完这些时刻,他便不再去想死亡。恰恰在这个时刻他死亡了”。也就是说,复述倘若是有效的,就同时意味着遗漏,意味着有所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从翻译的角度去理解复述。翻译,就是利用另一种语言复述原作;而复述,就是把你从原作中感知到的东西翻译给另外一些人看。

而一部作品,无论是在翻译中还是复述中,其损耗较少的东西,是情节,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意义上,也就是muthos,一场虚构的故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复述被应用的最普遍的领域,是针对叙事作品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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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旦开始,它就脱离于具体的单个的讲述者,拥有自己的由因果链构成的生命。“后来怎么样了?”这个恒久的来自人类好奇心的追问并不指向讲故事的人,而是指向故事本身。每个好故事都有自己的名字,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吸血鬼的故事,巫婆和女孩的故事,英雄历险和返乡的故事,偷情的故事等等,但讲故事的人通常是匿名的,或者说,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命运就是被他所讲述的故事所吞噬,并且他必须接受这种吞噬,他讲述的故事才有可能流传。进而,我们可以说,故事(以及归纳在故事名义下的神话、寓言、传奇、童话等)不是某一个人写的,也不是为某一个人写的,它吸纳周围的一切,不被具体的作者占有,但它有时会期待一个整理者的出现,就像肆意生长的花园期待园丁。故事不害怕复述,相反,它渴望被复述,甚至是唯有在不同的复述中它才能不断获得新的生机。《狄康卡近乡夜话》和《聊斋志异》的作者都明了这一点,而霍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就直接题为《重述的故事》。对故事本体,对这一系列虚构事件本身的重视(而非如何写或如何虚构),构成了近现代小说连通古典传统的很重要的一环。写出《纳尼亚传奇》的C.S.刘易斯,写过一篇《论故事》,指出在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说、卜伽丘和莱辛的寓言理论以及荣格、普罗普、诺斯洛普·弗莱等人的原型学说之间存在草蛇灰线的关联。这种对于故事的原型和变形的持久兴趣,在今天,可以在另一个文学批评词汇里继续看到,那就是“类型小说”。但大多数类型小说的问题在于,它们都满足于成为一次性的消费品,并无力经受起复述。

一部杰出的叙事作品,会形成布朗肖意义上的“文学空间”,而空间的魅力即在于可以容纳不同的复述者在其中自由走动,在走动中呈现变化和幻影。因为空间可以承受很多次的复述,因此,每一次看似简化的复述倘若合在一起,却又将形成一个溢出原作的具有无限扩展可能的“解释空间”。文学批评中复述的作用,建立在对这两个空间同时产生的兴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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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以情节为内核的叙事作品之外,依旧存在大量文学作品拒绝被复述。首先是绝大多数抒情诗。我们该如何复述奥登的一首十四行诗抑或海子和顾城的短诗呢?还有一些不以情节推进为要点而是乐意于漫延洇染的长篇小说,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伍尔芙的《海浪》,要言简意赅地复述它们几乎就等于谋杀;以及一大批洋溢智性和某种语言自身特定乐趣的作品,比如我们该怎么复述才能让一个没读过《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人明白其中的美妙,抑或如何复述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里冷峻沉思的趣味?

我们如何向人复述用文字构成的光芒、眼泪、水和风的纹路,以及山里面深浅变幻的颜色,马可·波罗如何向可汗复述他所经过的那些看不见的城市,以及我们如何复述马克·波罗的梦……

在复述止步的地方,引文开始。

要区分两种引文,旁征博引式的修辞引文和最大程度考虑其典型性和启示性的采样引文。前者是引他人之力以成全自己,后者是为了呈现、理解和进入他人。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之一的引文主要是指后者。

引文将读者引向书写者和语言本身,引向视觉、听觉以及脊髓和后脑共同构成的不可言传的感官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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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批评中,有好的复述和引文,也有糟糕的复述和引文。好的复述和引文之间可以比较,在比较中凸显自身;而糟糕的复述和引文只需要指出。

比如说在我们周围存在大量的当代文学批评,尤其是小说批评,都是一味以复述小说情节作为主干。论者将四五十万字的小说文本简化成四五千字的剧情梗概,再提炼出这个梗概的主题,然后再用一两千字评点这个梗概和主题,并将对这些文本的美学分析建立在对此梗概和主题的伦理或理论分析之上,这就构成了一篇有关某部当代长篇小说或某一批短篇小说的论文。这种近似于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极大程度地降低了文学批评的写作门槛,并快速培养出一大群意见满满的批评家,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写作者和文学批评之间的敌意。

糟糕的引文使用,则似乎更多出现在书评领域。几处断章取义或漂亮惹眼的引文,加上一些印象感悟式的口水话,就拼贴成一篇常见的媒体千字文书评,在这样的书评中,重要的不是做出多少基于文学本身的比较、分析和判断,而是给人以印象,“我出现,故我在”。于是,以介绍图书的名义,引文成为一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取巧方式,跟随这些引文去理解一本书,无异于盲人摸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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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引文如其所是地接近作品的当代文学批评著作中,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稍逊一筹的会是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和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戴维·洛奇和韦恩·布斯通过引文的文本分析提示给我们看一些具体的小说修辞技术,如开头、悬念、视点、隐含作者和隐含叙事者、不可靠叙述、反讽、展示和叙述等等,而奥尔巴赫进而会在修辞风格与具体的社会政治语境之间展开更深层的阐发。前者将诸多小说摊放在一个二维平面上比较和解剖,后者则为之增加了具体的空间和绵延的时间这两个新维度。此外,几乎所有卓绝的对于诗歌的文本分析,都必然是通过引文入手的。

在复述的一端,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当然,《文学讲稿》中也存在大量引文,纳博科夫会在课堂上用俄语朗读作品片段,但那终究还是起一个辅助佐证的作用,不同于奥尔巴赫,纳博科夫进入所评论作品的途径主要是复述,在复述中找出作品蕴藏的多种主题以及主题的各个侧面,仿佛探险寻宝一般。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法国学者阿兰·芬基尔克劳的《一颗智慧的心》,在对“精心选择的九故事”的感性复述中一点点走向对于人性的理性沉思,有如爬山,在耐心的亦步亦趋和徐缓的赏玩风景之后,你猛然发觉已被置于高处和深渊的边缘。此外,倘若我们稍微思及一点列奥·施特劳斯和他倡导的“如古典作者所是的那样去阅读古典作品”,就又会发现一个复述的海洋,在这里,阅读意味着重读,而写作意味着重新讲述那些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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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更为抽象地来看待复述与引文,将之视作两种相异的思维方式。

热爱复述者认为要讨论的问题是可知且已知的并是可以传达的,这是一种哲学家和教师的气质。热爱引文者则多少显得有点悲观,他们认为文本中永远存在一种“巨大的无知”,抑或如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说的,“诗歌只能显示给无知的人”,为了保护这种无知,以及读者重新认识的权利,他们选择先将原文本和盘托出,以努力在讲述之前和读者保持平等的位置,这是一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的气质。

热爱复述者在文学空间中踏出一条清晰可辨的林中路,并引导读者也踏上这条路。然而复述者应该意识到这条路并不能代表整个空间,在这条路之外还存在大量的荒野,大量未走的路,如此他的复述就会更加的谨慎也更加力求充沛,如此他的复述将成为一种出自其个人的、有力的选择和决断,而非某种原文的依附。热爱引文者则更希望通过在这个空间中的某些取样,发觉和预感各种各样的路径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乃至和这个文学空间之外的其他空间的互文性是如何产生的,他不是引导读者进入某条预设和既定的路,而是引导读者进入某些关系之中,但同时,他也应该时刻意识到某种断章取义和以偏概全的危险。

复述者强调的是在文本里什么已经发生,或在字里行间的隐微处发生,什么可以讲述出来,给另外一些人听;但引文者可能更希望强调在这文本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没有发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连文本作者都没有意识到,甚至也没有被论者自己意识到,该怎样把此种未曾意识之物尽可能地呈现并交付给读者。

复述者致力的是最后洞见到的那个真,而引文者更在意无处不在的美。

复述是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推动石头上山,而引文则是普罗米修斯借助芦苇秆盗取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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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述者期待占有一个文本,而引文者则更愿意被一个文本所占有。那些述而不作的古典作者,是从一个复述者慢慢走向一个引文者;而当卡尔维诺说“让世界来写作”,当卡夫卡说“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要站在世界一边”,以及本雅明心念于“用引文写出一本书”,他们这些现代作者是从一个泯灭个性的引文者出发,渐渐走向一个具有卓绝主体性的复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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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二元论的类型学思维方式,一直被诟病,但一直顽强地以各种变体存在。这相反的两极,纯粹的对比,唯有当其作为一种思维路径、观察角度乃至叙事方式的时候,才有可能是具备启发性的。它尝试勾画和推演出两个几近于无中生有的对立极点,借此来理解存在于这两个极点之间的复杂混融的人类思想。它和真实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理论建模和日常世界之间的关系。

在实际存在的诸多杰出的批评文本当中,复述与引文并不可能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相反,它们同时存在,彼此弥补,作为某种共同需要的不同层面,这种共同需要,就是我们对于准确地接近、感受和理解他者的需要。在其最好的意义上,它们都可被视为一种创造。也唯有通过类似的创造行动,我们才有可能去接近、感受和理解那些过去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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