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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解放,“花木兰”并不彻底

作者:许旸   发布时间:2015年07月22日  来源:文汇报  

小品《木兰从军》中扮演花木兰的喜剧演员日前道歉了,一如此前她以贪吃傻大妞模样颠覆女英雄形象时所招致的正反热议,关于道歉,网友声音也分成两拨,一方无法忍受民族楷模被恶搞,另一方则认为没必要小题大做,应宽容看待大众文化对经典题材的改编。

被夸张诠释的“花木兰”戳中了谁的痛处?“如果我们对花木兰传奇稍作考查与追溯,便不难发现,木兰走出深闺,与男人并肩,披挂上阵,带有女性解放的意味。但另一方面,这个文化符号被称道的是她对家庭、国家的忠孝,她作为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却被遗落在历史缝隙中,所以说,这种解放并不彻底。”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花木兰式境遇蕴含有趣悖论——化装成男人的女人,实践的仍是男性逻辑与规范;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花木兰们日益庞大的今天,围绕女性经验的深刻书写却依然不够。

隐藏性别特征才算出色?

大家所熟知的木兰故事,多来自中学课本上的古代民歌《木兰诗》,木兰12年军旅生涯,仅化作几句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在戴锦华看来,诗章的简约,或许是由于此处无故事,“更为准确地说,是此处故事太过熟稔,它已在无数战争中被讲述了”。木兰荣归故里又是一番什么情景?“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显然,在木兰那里,男装从军与女装闺阁,成为清晰分立的两个世界、两种时空。东阁之门,清晰地划开了男性社会舞台与女性家庭内景。

不难看出,有关木兰从军场景的寥寥几笔,大大忽略了女性僭越者所面临的现实。比如陌生的男性世界及“冒入”男人堆后所可能遭遇的种种困窘,我们通通看不到。戴锦华在文化研究专著《昨日之岛》中指出,在当代女性文化史上,花木兰的故事表明,一些成功装扮为男人的女人,似乎愈深隐藏起自己的性别特征与立场,她们才愈加出色与成功。人们担心,女性在挣脱枷锁的同时,也面临失去精神性别的风险。当男女平等的潜台词变为“男性能做到的事,女性一样能做到”,也意味着对两性深刻文化差异的忽视。艰难腾挪于“铁姑娘”与“贤内助”之间,花木兰们的自我实现与彻底解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女性生命体验亟待书写

近些年来,女性作家、编剧、导演阵容愈发壮大,她们笔下、摄影机前,所呈现的女性叙事是怎样的呢?在戴锦华看来,近50年新中国电影史上,可冠以“女性电影”之名的影片如果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女导演作品中,制作者的性别因素绝少成为一种立场与视点的显现,也不太成为影片选材、故事、人物、叙事方式、镜头语言结构上可辨识的特征。”

换言之,大多数作品依然是基于男性中心视点的描写或展示,两性关系更多呈现为竞争较量、征服与被征服,女性的成就也多建立在成功践行男性逻辑的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所独有的生命经验却被遮蔽了。因此,1987年女导演黄蜀芹的《人·鬼·情》显得尤为可贵,影片细致描摹了现代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没有回避女性每一次抉择所带来的宿命遭遇。戴锦华还以1980年代女作家张洁的《只有一个太阳》和新时期女作家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为例,认为其中的发现与书写,都成了一种解构主流与男性文化的有力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关于女性和妇女解放的话语,或多或少是两幅女性镜像间的徘徊。一种是秦香莲,代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女子与弱者;另一种就是花木兰,她带有女性解放意味,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报效国家。但是,身为女性就只能从中二选一吗?回到当下,这也是文艺创作所需直面的命题。有评论家指出,整体上,关于“女性规范”的叙事偏于狭窄,发出的声音也较微弱,富有女性视角和质感的独特体验亟待被描写、展示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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