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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抗日新文化制胜日本军国主义文化

作者:陈辽   发布时间:2015年07月27日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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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力量的一场整体大决战。战争前期,日本在军事上一度得势,占领了几乎半个中国。但由于日本政治上失道寡助,经济上资源稀薄,文化上假、恶、丑,日本最终还是失败。现在,我专就中华抗日新文化制胜日本军国主义文化这一问题进行专题探讨。

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华新文化是上升的、顺应历史潮流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而文化是经济、政治、军事的反映,并为经济、政治、军事服务。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已为抗日战争中,中华新文化的崛起、发展和对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斗争胜利所证实。

没有抗日战争就没有抗日的中华新文化。抗日的中华新文化,由三大股文化力量组成:一是由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科学的、民主的文化,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加阐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简称新民主文化。二是由中国国民党为代表的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的新三民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改造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权主义改造为扩大民主,呼吁人民抗日;民生主义改造为国有工业和民有工业内迁,发展生产,改善民生,进行战时经济总动员。同时,实行联苏(苏联)、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即把孙中山晚年提倡的新三民主义改造为抗日的新三民主义文化。三是以民间广大民众为代表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因素蜕变、升华为抗日的民间新文化。正是中华抗日新文化这三股力量团结合作,共同向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化斗争,这才取得了中华抗日新文化对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新民主文化,冲杀在中华新文化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最前头。反对帝国主义,已具体化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军民中提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有牺牲精神、勇敢精神、革命精神、爱国精神。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共产党员, 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义无反顾,在敌后持续发起对日寇的袭击和进攻,导致日寇不能集中兵力在正面战场作战。

1945年4月,毛泽东做《论联合政府》报告时,在侵华日军(满州的未计在内)40个师团,58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22个半师团,32万人,占了56%。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新民主文化,不只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日,还在敌后反封建,实行民主。除了实行“二五减租”,减轻农民的负担外,还在农村大力发扬民主。鉴于当时农民文化水平低下,不会写字,不少根据地以“豆选”的方式选举产生基层政权村、乡政府的领导人。特别是强调解放妇女,倡导民主,发挥妇女在抗日战争中“半边天”的作用。当时,在根据地里流传这么一首歌:“十年河东转河西,今天女人笑嘻嘻。公公婆婆不打骂,婆媳和好不受欺。”“饮水当思泉水头,以往女人不自由。自从来了真民主,妇女翻身出了头。”歌剧《刘桂英是朵大红花》,真实表现了妇女生活的变化,民主带来了妇女的解放。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根据地不只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了扫盲运动,提高人民群众水平;更主要的是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和抗日热情。新民主主义文化,号召一切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艺术地表现抗日,为抗战服务。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再现了中国军人坚守阵地同日寇拼搏的民族精神。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写一个13岁的小红军,向群众宣传抗日,后被东北军官兵抓获。他临危不惧,继续宣传抗日,促使东北军的连长和部下萌发了抗日的要求。邵子南的短篇《李勇大摆地雷阵》,描写了共产党员、民兵英雄李勇大摆地雷阵歼灭日寇的战斗业绩。刘白羽的《五台山下》等作品,较早写出了新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荒煤的《支那傻子》,罗烽的《横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端木蕻良的《螺蛳谷》、艾芜的《秋收》、杨朔的《月黑夜》、立波的《纪念》、马加的《滹沱河流域》、周而复的《地道》、石言的《子弹》,也都是写抗日战争的力作。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嘱咐》更是写抗日战争的名篇。沙汀的中篇《闯关》,描述了敌后根据地的战士们冒险掩护包括文化工作者在内的几十个人的非战斗小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终于圆满完成任务的动人故事。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则是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写抗日的优秀作品。程造之的长篇《地下》,写江苏南通海门地区的农民抗日游击战争,其中游击队领导人老独的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骆宾基的长篇《边陲线上》,则反映了东北的一支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活动,首次表现了中朝人民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最早在1945年《晋绥大众报》上连载,是写抗日战争小说的长篇压阵之作。它以章回体的形式,生动描写了晋绥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抗日保家的系列斗争。此外,张光年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唱遍了全国。“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激起了亿万军民的抗日热情。艾青、田间、臧克家等诗人的诗作,在团结人民、动员人民,教育人民奋起抗日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反映抗日战争的报告文学,成了被广泛使用、激励斗志、报道战事的最快速、最有效的艺术形式。戏剧则始终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放下你的鞭子》《心防》《同志,你走错了路》等在抗战戏剧中是最有名的。美术、舞蹈、摄影等文化形式,在抗日战争中被广泛使用,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还在1938年,当演剧队、抗宣队成立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就作过指示:要坚持艺术“为抗战服务,宣传方法和形式要合民众的口味,你们要入乡随俗,老百姓才能喜闻乐见,才能收到宣传上的预期效果。你们是演剧队、工作队,也是战斗队。除了演戏,还要做许多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为抗战服务”的。

新民主主义文化又是科学的。它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统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是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目的是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科普作家高士其在抗日战争中即写了许多科普作品。

中国共产党不只在国内推行新民主文化,还在国际上建立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还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即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同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着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1937年3月,毛泽东又提出:“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中国的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大会成立了“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大大提高了中国在东方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号召力。新民主文化,不只凝聚了五亿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同心同德地与日本军国主义文化斗争,而且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中,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在武汉失守前,奉行抗日的新三民主义文化,成为中华新文化中的另一组成部分,这是必须肯定的。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讲话,发出号召:“……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蒋介石把民族主义演绎为抗日的民族主义。罗斯福总统称赞说:“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按: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改造为抗日的民族主义后,新三民主义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无论是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之战、武汉保卫战以及其后在正面战场上的一系列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是英勇的。他们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一起,共斃伤俘日军155万余人。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政府通过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拟定了《对越(南)策动计划大纲》,支持朝鲜、越南人民的抗日斗争。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在抗战中取得的多次胜利,对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民族解放力量的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美、英、苏联等盟国,对实行抗日民族主义的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开罗会议邀请中国政府的首脑参加。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中国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与美、苏、英、法同坐并起。国民党的抗日民族主义产生了较好效果。

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还实行改造过的民权主义。广开言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门户相当开放,让民众敢于说出抗日、民主,争取自由解放的话语。成立国民参政会,不只吸收中国共产党参加,也吸收主张抗日民主的社会人士参加。宗教界的领袖,只要他是为抗日作出贡献的,也邀请他们参加国民参政会。如中国伊斯兰教的著名阿訇达浦生,在抗日期间,自费去埃及、中东各国宣传抗日,揭露日寇的罪行,促使世界伊斯兰界同情、支持中国抗日,憎恶日本。回国后,国民政府即礼请他为国民参政员。在实行新民权主义的气氛下,一时全国生气勃勃,同仇敌忾,誓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斗争。

国民党政府还实行改造过的新民生主义。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即组织了沿海地区工厂的内迁。这“对于缺乏近代工业的西南和西北地区来说,大大加强了这些地区近代工业的力量,支持了抗日战争,支持了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即使对抗战胜利后的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陆仰渊:《抗战期间工厂内迁对后方经济的影响》)1939年4月1日,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共23条,其中提出:“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国内外投资,扩大战时生产”;“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要大力“开办矿业,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日寇于1941年12月8日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加强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草案),这是解决战争环境下物资严重缺乏、军需短缺、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的有效的办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战争环境下物资严重短缺的问题。战时民生主义的实行,促进了对前线供给的保证,对坚持八年抗战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在战时情况下,稍微改善了民生。总之,抗日的新三民主义文化的推行,较好地为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服务,功不可没。遗憾的是,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除继续实行抗战的民族主义外,痼疾复发,又加强了专制独裁,压制了民主,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某些执政者从小圈子、小集团利益出发,利用职权,利用经济统制,进行囤积套购,贪污中饱,从中渔利,发了国难财。对新民权主义、新民生主义大大地打了折扣。这样做的结果,挫伤了前线将士的士气,打击了广大人民的民气,国民政府自身也受到了历史的惩罚。1945年上半年,前线战争失利,大军退到了独山。不过,就整体而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所奉 行的抗日的新三民主义文化,对抗日战争还是起到了辅助和推动作用的。

三是民间的由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因素升华而来的民间抗日新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因素升华而来的民间抗日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外族侵略者面前,敢于反击侵略;明辨华夷,正气浩然,大义凛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不义者面前,宁愿站着生,不肯跪着死;等等。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寇的无耻侵略,血腥暴行,中国民间的人民大众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因素提升成为民间的抗日新文化。作家叶圣陶在《我们的骄傲》中写了这么一个黄先生。他在抗战前是一个忠于职守,热心教学,对人对己都严格要求的教师。抗战后,他办理收容难民的事情。家乡沦陷,有人劝他搞维持会,他拒绝了。伪政府成立,请他当常务委员;伪省政府成立,请他当教育厅科长,他都坚决不干。后来,他看出躲避汉奸们的纠缠是躲不开的,于是决定出走。他“宁愿两手空空,跑到这儿(大后方)来,做一个无业难民”,因为他“不能像他们一样糊里糊涂的,没有一点儿操守”。在这一大义凛然、持节严正的老人形象中,叶老倾注了他的喜悦和爱戴:“我们有黄先生这样一位先生,是我们的骄傲!”这是作品中戈君的话,也是叶老的话。常芳长篇小说《第五战区》,表现乡绅、佃户、手工艺人,面对日寇的侵略,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一个个先后投身抗战,显示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中华民族最可贵的正气。艾煊的《乡关何处》是我国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写抗日战争的小说,着重写了几个家族在抗战初期、中期的际遇,以此反映抗日战争的风云变幻,民间青年的救亡卫国。周梅森的《大捷》,以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阻击战,描绘了一群乌合之众走向战场,竟然创造出战争奇迹的传奇故事。石钟山的《冡》写一个农村出身的妓女“一品红”,抗战发生后回到村里,受到族人鄙视。她为了让族人免遭日寇因强索花姑娘一天屠杀一人的惨剧不再发生,请求族长让她进日本炮楼。她对族长只提一个条件:“给我娘修一座坟”。原来她的娘只因女儿“一品红”是妓女而未能在死后被葬入族人的墓地,族长答应了。她进了炮楼,被日寇蹂躏,她把仇恨记在心里,终于在一个晚上,  用日寇的炸药将炮楼炸毁。“人们猛然听到一声巨响”,“在巨响中睁开眼睛时,就看见了一片火光”。“人们惊骇地聚到村头,看到炮楼在火光中坍塌。那大火一直燃到天亮,看着炮楼已成了一片废墟。”从此,墓地在“一品红”母亲的坟旁又多了座新坟。这样的“窑姐儿”,作为中国人能不对她发出敬意吗?这些民间抗日人物,不一定知道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未必知道新三民主义文化,但他(她)们确实明华夷之辨,确实“外御其侮”,确实一身正气,确实为中国兴亡负责。这种由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因素升华而来的民间抗日新文化,同样是中华抗日新文化的组成部分。正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新三民主义文化和民间抗日新文化结成联盟,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文化,日本军国主义文化才在中国全民的抗日战争中,与日本军阀一起同归失败。

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化是没落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没有前途的文化,在侵华战争和二战中,日本强制推行的是军国主义文化

军国主义文化,崇尚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本是日本幕府时代武士遵守的封建道德,内容是绝对效忠于封建主,甚至不惜葬送身家性命。二战和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阀全力倡导武士道精神,要求官兵绝对服从天皇,为战争卖力卖命。二战末期,日本用零式飞机(自杀飞机)轰炸美国军舰,向驾驶员宣扬的就是武士道精神。日本空军驾驶员死去的以千计。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在南京大屠杀搞杀人比赛,也以武士道精神作标榜。

军国主义文化极端自我膨胀,极端主观主义。由于1894年甲午战争及以后日本多次侵华战争频频得手,日本军国主义者就以为中国不堪一击。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元甚至狂言:中国问题只用一个月就能解决。占领了几乎半个中国,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得意忘形,眼见英、美在欧洲战场上与德、意法西斯缠斗,无暇东顾,便又盲目作出南进决策,袭击珍珍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妄图成为亚洲霸主。其实,日本外强中干,是个纸老虎。

军国主义文化胡说日本扩张有“理”。日本军阀们宣称,日本国小人多,资源有限,而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为了发展,搞扩张是天生合理的。甲午战争后,日本统治者认为,日本夺取辽东(旅顺、大连),占有台湾是合理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统治者又以为他们占领东北是合理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把华北作为他的势力范围,统治者也认为是合理的,是“中日亲善”的表现。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其后占领东南亚各国,统治者也说是合理的,说日本是东南亚诸国的解放者,把他们从英法美殖民者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如此强盗逻辑,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核心所在。为了宣扬日本侵略有“理”,日本军方还组织了“笔部队“,要一些作家艺术家编造文艺作品,美化侵略者,抹黑反抗者,完全颠倒了是非。

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为侵华战争中的大屠杀辩护,甚至一口否定搞过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后,日本政府和军方胡说是中国军民的反抗迫使日本军队动武,又说日本动武的范围很小,根本没有搞大屠杀。历史事实是,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分两种,一是集体屠杀,二是分散屠杀。在草鞋峡、汉中门、汉西门、中山码头、下关、大方巷广场、煤炭港、中华门、花神庙、上新河、燕子矶等地屠杀为集体屠杀;在市区的街道和郊区的村落中的屠杀为分散屠杀。总计起来,丧生于日军屠力之下的南京市民及已经失去了武装和抵抗能力的中国军人,达30万人左右。铁证如山。但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文人却说是“正当防卫”。后来又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更有人,如田中正明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的书,竟说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虚构”。严重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文化至今在日本仍有很大影响。在日本政府内至今还有一些大员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日本军国主义文化在他们的占领区内扶植汉奸文化、帮忙文化、帮闲文化,给日本侵略者涂脂抹粉,乔妆打粉,把沦陷区描摩得歌舞升平。有人甚至著文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而当时日本正对中国人民烧杀抢掠,这就是“日本的文明”。如此露骨的媚日言论,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需要,因此发表这样媚日言论的作家在沦陷区竟成了走红作家。

但是,无论是对武士道精神的推行;极端的自我膨胀和主观主义;对侵略扩张有“理”论的宣扬;还是对日本大屠杀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狡辩;对汉奸文化的扶持;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没落性、反动性和丧失前途性,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抗日新三民主义文化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因素升华而成的民间抗日新文化的夹击下,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化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市场,随着日本宣布投降,日本的军国主义文化也遭到了彻底失败。

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命脉。只要这个国家的文化没有丧失,它的精神命脉还在,即使这个国家暂时被灭亡了,它也会尽快复国或重新建国。反之,一个国家即使表面上颇为强大,但只要它的文化是走向衰落的,走向消亡,这个国家迟早也会衰落和消失。有人说,一个民族对文化的态度,决定了这个民族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个民族未来是强大还是落后,从对待文化的不同态度上,就可预知出来。说得好。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抗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三民主义文化、新民间文化是上升的、顺应历史潮流的、富有生命力的,而日本军国主义文化则是没落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没有前途的。因此在中国抗日新文化三股力量的打击下,只能以失败告终。抗日新文化三股力量的团结和联盟是制胜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法宝。这是历史经验之一。

在文化斗争中,文学艺术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最活跃,最有战斗力。抗日战争中,抗日的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它们对于抗日战争的全力服务,是我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在发展今日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必须继续重视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这是历史经验之二。

抗日战争胜利虽已过去了70年,但我国全民抗战的民族气节永远不能忘,不可丢。对抗日战争中一个文化人、一部文艺作品的评价,必须把民族大节放在第一位,把该作品在抗战中是否为抗战服务,服务得怎样,放在第一位。离开了抗日战争大局,离开了文艺为抗战服务,任性评价抗日战争中的文化人和文艺作品,是极其片面的。这是历史经验之三。

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抗日的新三民主义文化,在武汉失守后,只保留了抗日的民族主义,却大大削弱了抗日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是导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后来不断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连抗日的民族主义也丢弃了,将大战犯岡村宁次赦免回日本,走上专制独裁、发动内战的道路,这是国民党后来之所以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一败涂地、败退台湾的关键因素。如果国民党在抗战中坚持抗日的新三民主义,和共产党联合到底,那么,抗战后期的局面将大为改观,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也不会发生,中国将是另一种情况。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国民党见不及此,在抗日的新文化问题上出现严重失误,终于自食其果。可见,在文化问题上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党、一个国家的命运。这是抗日战争中文化斗争问题上深刻的历史教训。

总结抗日战争中我国抗日新文化与日本军国主义文化斗争的历史经验,吸取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文化失误的历史教训,对于搞好我国当今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复兴中国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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