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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朗读的故事:台湾股灾时期的文化记忆

作者:杨渡   发布时间:2015年07月27日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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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创刊的三诗人:左至右洛夫、张默、痖弦,摄于2014 年10 月。

股票落底文化下乡

故事起源于2008年,金融海啸的危机时刻,全世界愁云惨雾中,文化成为低度生存情境下的荒原。没人知道未来,没人敢花钱买票,文化活动找不到赞助,艺文演出停摆。相较于经济的危机,文化更是被漠视的弃儿。最让人忧心的不是文化衰落,而是灰了心丧了志的那种无望感。

我心里想:总可以做一点什么吧,即使在这样愁苦的时代。《人间》杂志停刊时,我们说是“股票上天,文化落地”;但现在股票落底了,文化总可以为提振人心做一点事吧。台北两厅院(“两厅院”的正式名称是“中正文化中心”,由戏剧厅和音乐厅构成。--编者注)的演出没有了,我们为什么不让演出团体去乡下,为弱势者演出?如果政府要出经费补助艺术团体,与其只是拿钱过日子,不如让艺术团队下乡,去为弱势的孩子服务,让偏远的孩子有机会分享到舞蹈、美术、表演、音乐等等的美感。

那一年11月底,文化总会改选,马英九以新任“总统”当选为文建会(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编者注)会长,在他的就任演说中,当场承诺,要以“文化下乡”计划,支持文化界共渡难关。他要文建会编列预算,让表演团体、艺术家到台湾的乡下,尤其是偏远的地方,协助学生、弱势团体,办理研习班、训练和演出。

那时有许多团体下乡,各自有奉献成果。我特别要说的是优人神鼓。

优人神鼓在这个计划的支持下,于2009年进入彰化监狱,开始训练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艺术的年轻受刑人。两年之后,演出者的气质起了完全不同的变化。他们的身上,刺龙刺凤的痕迹依旧,年轻结实的身体勇壮依旧,但他们的眼神有了改变。那是一种安定而凝视的眼睛。透过击鼓的训练,他们必须凝神,他们必须聆听,他们仿佛开启了另一种感官。那不仅是耳朵,是手脚,是肢体,更是内心的专注凝神。因为专注凝神,生命仿佛有了不同的视境。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艺术而起。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优人神鼓的“鼓舞计划”,彰化监狱的年轻受刑人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当代表演艺术,更不必说学习。有些受刑人,一出生就生存于底层社会,最多的娱乐是看电视,去钓虾场喝啤酒,怎么可能想象进入两厅院看一场演出呢?一个未曾接触艺术的生命,可以因为击鼓而有所改变,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观赏,去聆听,去学习呢?

我不禁想到,如果一个人有机会接触文学艺术,学习感性认识这个世界,可以聆听,可以感受,可以呼应另一个生命的节奏,会不会让人变得温柔,再用安静的力量,走上新的人生之路?

就这样,我们开始筹划“为台湾文学朗读”。我们请作家上电台录音,为读者朗读自己的作品,说明创作的心路历程,同时和“法务部矫正署”合作,将文学朗读的内容,在监狱里播放,好让未曾有接触机会的受刑人,也有聆听文学大师朗读自己作品的机会。

而为了让更多人分享,我们特地和教育广播电台合作,好让听众(尤其是学生)都有机会听到作家的朗读。此外,中华文化总会和中华语文知识库的网站,也可以随时点进去听。

我所未曾想象到的是:这个起源于爱与分享的理念,却意外的为作家留下了真实而深情的声音。黄春明开朗说故事的笑声,吴晟为了作品中的母亲而伤感流泪,痖弦那做过广播的《如歌行板》,郑愁予时而激昂时而柔情的朗读,白先勇用温柔的声音朗读《永远的尹雪艳》,王文兴以地方口音朗读《背海的人》,司马中原用诙谐的声音说鬼故事……一百多位作家,一百多种声音,一百多种不同地方、不同世代的口音,无论是冷静、豪壮、柔情、温婉、质朴、沧桑,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声音质地,一如他的作品,有自己的特色。这一切,交融出台湾文学多样多情的面貌。

更重要的是,能够透过这一次文学作家的朗读,保留几代文学家的声音,这确实是非常难得的文化资产。我有时候忍不住想,如果李白当年有录音,我们可以听见他那带着吉尔吉斯的外国口音,用豪迈的声音唱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那是何等的感受?

未来会如何演变,我们不知道。可至少,我们现在可以告诉孩子,以后你们可以听见作家说故事、诗人唱他的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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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诗歌杂志的现任主编是诗人辛鬰。摄于2013年。

温暖的记忆

这一次的电台访问,对我最大的收获是:带领我重新穿越历史时空,重温了文学发展的转折点。

或许是年纪都大了,每一个作家谈起自己的创作心路历程,特别坦率、自然、自在。心境上,前辈作家看透了大历史的演进,也见证了台湾转型的阵痛与结果,心中都有一种豁达大度,几乎毫无忌讳隐藏的,述说内心故事。那种“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温柔之心,特别动人。

像痖弦谈及1950年代开始创作时,就毫不隐晦地说,那时还在左营服役,一有休假,就跑去高雄中油炼油厂,看《拾穗》杂志的翻译小说,偷偷地手抄上世纪三十年代诗人的作品。要言之,现代派是对当时政府所提倡的反共文学的某种逃避和反抗。

洛夫谈起1958年金门“八二三”炮战的时候,他躲在地下坑道里,无法直接写作面对的死亡威胁,只能用隐晦的笔,用难以被了解的语言,写下他著名的诗篇:《石室之死》。“所谓‘石室',就是指当时我们躲着的地下坑道。”洛夫说。

张默更妙,他在海军陆战队讲习班和洛夫初相识,靠的是彼此的文名,以及对诗的爱好。后来他在高雄大业书局(多么古老怀旧的名字)看了三个字“创世纪”,觉得很棒,就决定邀洛夫一起来办诗刊,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回顾,一个诗社,一种诗派,往往不是个人有意识的创造,而是一种时代氛围下,共同感知应有所创造,便集结起来为之,去突破限制,始能有成。

白先勇办《现代文学》也是如此。这个台湾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靠着他找来的十万元创办起来,中间碰上各种困难,包括他出国留学、作者当兵或星散各地,最终办了51期,这也确是异数了。文学杂志,靠的果然不是资金财力,而是毅力。

1983年,我曾短暂去担任过复刊的《现代文学》编辑,他请我去访问台静农老师,希望做一集鲁迅专题。如今回想起来相识竟也三十几年了。

和黄春明相识更早,我记得1982年相识时,我主编《大地生活》杂志,陈映真介绍我去向他约稿。他在广告公司做事,看我们几个年轻人生活拮据,总是请我们去一家快餐店吃鸡腿饭喝咖啡,一边吃一边聊。他每次都能说出好几个动听的故事,说到动情处,让人眼眶泛红。但无论怎么催,他总是没交稿。一次都没有。好像他对请这些青年吃饭、用故事来招待朋友,比较有兴趣的样子。

访问那一天,我忽然提及此事,他哈哈大笑说:“啊哈,当时没有时间写,后来辞职,都有写出来了,你看,我不是出了好几本书。”

那一天的访问,花了两个多小时,聊开来之后,已经忘记时间,也忘记访问这件事。直到最后他想起来,才匆匆朗读《死去活来》一篇。可看着他戴上眼镜,认真地读着,我总是想起三十多年前,他讲故事的刹那,那活灵活现的声音和表情,简直就是最佳的演出。当然,现在的他还是剧场的导演。

最有趣的是,这一系列的访谈,让我们发现了一个被忽略了的台湾文学灵魂人物。那就是陈映真。从1960年代开始,新一代的文学创作者几乎都会谈及和陈映真的交往与影响。甚至更年轻的作家,也会谈到1980年代,《人间》杂志如何影响他写作的初衷。他对台湾文学的巨大影响,几乎贯穿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作家。

从尉天骢办《笔汇》开始,到白先勇办《现代文学》,刘大任办《剧场》,甚至各种现代剧场的实验性演出,他几乎无役不与。早期他的小说影响重大固不必说,他出狱后所参与的文学活动,更为重大。包括1970年代唐文标起头的现代诗论战、乡土文学论战、批判买办的“鬼影子知识分子”论、介绍世界体系与依赖理论、参与《夏潮》杂志编辑与活动、1980年代的统独论战、创办《人间》杂志开创报导文学风潮等等,跨度之大,超越任何人。更特别的是他的小说,从早年的现代主义时期、现实批判风格,到批判跨国公司的《夜行货车》《云》《万商帝君》等,开创了对跨国资本的分析与批判;这一个部分,用施叔青的话说,是远远超越同时代的所有作家,不仅是未曾有过,也是后无来者的。而他的《山路》,首度将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事件与历史,写入小说,则开创另一种文学的典范。

陈映真参与的文学、社会运动与政治活动,不仅影响了一代人,而且是好几代人,可说是台湾文化发展的最重要人物。这一点,在我们访问的过程中,一再得到印证。许多大家提及,他年轻时如何与陈映真一起,做了什么事。刘大任特别提及,他们在耕莘文教院首度演出《等待果陀》时,陈映真扮演那个拿了一个锣,高喊一声开场,就是敲破锣的人。

最遗憾的是陈映真中风在北京治疗,无法朗读自己的作品。所幸,陈映真曾在纪录片中朗读自己作品,也参与过剧场演出,为台湾文学留下宝贵的见证。

让我最感动的,毋宁是时间。时间磨平了我们的锐气,也宽广了心胸,让我们沉静下来,从遥远的距离,看清楚大历史的演变。

我想起1980年代初办春风诗社的时候,曾与唐文标、陈映真等人一起,为文批判现代主义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文学,大力提倡现实主义文学,也写了不少政治批判的诗,当时还被视为是危险的“革命青年”。但不到几年的光阴,一些用疑虑的眼光认为我们是“革命派”的诗人们,反而写起政治诗,而我们这些最早的批判者,反而不再从事文学,转而投身于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三十多年光阴转眼过去,回头一看,其实每一个历史的关口都有它存在的道理。有反叛才有进步,而反叛者成为主流后,最后仍不免成为批判的对象。

所有的创造,都是一种叛逆。对旧形式的叛逆,也是对新美感的追寻。这确是文学的本质。而不断的叛逆与创造,才共同成就了今日台湾文学的繁花美景。

用作品见证时代的变迁

借由此次朗读计划,重新访问重要的前辈文学作家,我等于将台湾文学发展历程做一次回顾,于是整个文学的转折脉络,清晰可见。而最后浮现的,竟是“台湾文化主体性”。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要论述台湾文化主体性需要更大的篇幅,更严谨的学术论证。总体而言,195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反抗独裁封锁的控制,为了逃避反共文学的僵化教条,开始了现代主义运动,《创世纪》(1954)《蓝星》(1954)《现代诗》(1953)相继出现;绘画上则有“五月画会”(1957)的出现,高举反对古典保守的画风,要走向现代性的风格,创作当代新水墨。思想上则是《文星杂志》(1957)开始批判传统,标榜走向“全盘西化”。文学上则是《现代文学》(1960)的诞生。这一时期,可说是以西方现代主义的虚无与荒诞,来反抗保守僵化的反共法西斯主义,以突破戒严独裁的封锁。用诗人痖弦的语言说“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来表现我们生存的荒谬与荒芜,呈现内在的苦闷与悲哀”。

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反抗反共文学”的阶段。

1970年代,退出联合国及台美断交,让台湾在国际社会逐渐被孤立。但台湾的经济也因为加工出口型工业政策而开始崛起,民营的中小企业成为台湾最具有活力的经济动力,带动了社会的进步。1970年代后期的民主运动,即是依靠着新兴中小企业与中产阶级的崛起,而有经济的支持。文化上则因退出联合国,有了更深刻的反省。人们开始扬弃虚矫空洞的反共抗俄口号,扬弃虚无梦呓的现代主义语言,回归本土文化,重新凝视现实,回到自身所在的土地与生活,而有了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此时也正是留学生开始回台的时代,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要跳自己的民族之舞;李双泽在淡江教书,喊出要唱自己的土地之歌,开始创作出《美丽岛》;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吴晟等小说家诗人,以表现台湾本土为主要内容的作品,让文学回到我们生活的土地。而日据时代文学作家的重现,也让台湾找到另一种文化之根。

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现实主义回归,让台湾文化首度摆脱党国体制的扭曲,回归土地与人民,回归现实的生活。“文化的觉醒”运动,是台湾文化主体性建立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980年代是台湾社会力勃发的年代,也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代表着过去被威权体制所压抑的社会力,在成长起来之后,要讨回它应有的位置与尊严。台湾终于向一个自由民主、开放多元的社会,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呈现多元而反抗的面貌。劳工、原住民、女性主义文学等,出现重要的作品。

这整个过程,台湾历经196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1970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重建现实主义的文化主体;到1980年代的社会运动,培养公民意识;到1990年代的民主转型,2000年代的二度政权轮替;可以说,建立了“台湾文化主体性”。

这是当代台湾所有人共同参与塑造的历史。而每一个作家,则是用他们的作品,见证这个时代的变迁。

听朗读的感觉,与阅读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伴随着诗人、小说家朗读的声音,读者可以进入一种情感的节奏里,放松自己,遗忘文字,在如歌的行板中,漂浮在诗的海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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