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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书话”

作者:路来森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27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这些年,书话书读得多了,心中自然也就有了一些归纳。

    第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书话。其基本界定源于唐弢《晦庵书话》中的一段话:“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最初写这类书话的人,大多是作家或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如唐弢、郑振铎、郑逸梅、邓云乡、黄裳、谷林等人。有人称此种书话为“文学书话”。
    它的特点是:以散文手法表达,非学术性;于诸多方面多有涉猎,且点到为止,不过于求深、求透;在博人以识的同时,赠人以趣。
    承其续者,大有其人。无名寂寂者,难可胜数,享有大名者,则如止痷、杨小洲、谢其章、陆灏等人。只是各人所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其文章风格亦是各具特色,特别是止痷的书话,其散文性、思想性、灵活性,似乎更强。止痷自己就曾说:“我曾竭力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
    第二类是学术性、思想性书话,有人亦称之为“学者型”书话。其突出特点是以所读之“书”为中心,主要谈与“书”相关的内容,但又不至于“就书论书”,成为简单的书评;少掌故、少文人轶事,更少谈文人之间的琐屑交往。文章有一定的深度,却仍然是非学术性。常常是抓住与“书”有关的一点一滴,或从某一个角度切入,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张弛有度,闲闲写来,摇曳多姿、趣味盎然。
    写此类书话的老一辈作家有鲁迅、孙犁等,年轻一辈有张宗子、胡文辉等人。张宗子曾坦言,其书话文章深受鲁迅、孙犁的影响,从其《往书记》《不存在的贝克特》《梵高的咖啡馆》等书中可看出端倪。胡文辉的书话则别具一格,片段式现象的“零碎”下,是丰厚的文化底蕴,是深刻的生命、社会思考,文化思想性极强;其代表作品是《反读书记》《拟管锥编》等书。
    近些年,兴起了一种以谈古籍(善本书)为主的书话:谈善本收藏、古籍拍卖,版本、刻本等等。当然,谈“书”仍然是重点。这些书话,虽非专业性学术研究,却带有很强的学术性,有深度,彰显着作者丰厚的学养。这方面的作者,既有学有专长的学者,黄永年、辛德勇、陆昕等人,又有著名的民间收藏家如韦力、袁芳荣等人。代表作品如黄永年的《树新义室书话》,辛德勇的《书者生也》《那些书和那些人》《蒐書記》,陆昕的《闲话藏书》《藏书小识》;韦力的《失书记》《得书记》《古书之爱》,台湾藏书人袁芳荣的《古书犀烛记》等。
    说实在的,我是最喜欢这类书话的。因为它的作者,都是一些“真读书人”,个个学养丰厚,态度认真;因之,其书话知识性强,有厚度、有思想,更洋溢着作者的殷殷“书之爱”。
    第三种类型,姑且称为“书人书事”型书话。大多出自出版人或个别读书栏目编辑之手。因为职业特点,接触的读书人就多,所以“书”,仅仅是一个凭借,或者引子,更多的文字,是谈与读书人的“交往”:如何为某人出   版一本书,如何向某人约稿;在酒桌上,某人如何谈笑风生,尽显其性格特点等。
    我觉得:好书话,还是应该以“书”为中心,“人和事”只是插科打诨、生趣而已。而一旦书话被“逸闻趣事”,特别是那些“琐屑的人事交往”喧宾夺主了,那这“书话”格调就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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