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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母亲的抗战

作者:施立松   发布时间:2015年06月02日  来源:  

1941年7月5日,凌晨四点,河北献县东辛庄,天籁俱静,茅舍无烟。日伪军500余人幽灵一般将这个回族聚居的村庄团团围住。他们要抓一个叫白文冠的老太太,挟母逼儿,逼迫她儿子马本斋为皇军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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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赵自古多豪杰。“七七事变”那年盛夏,河北献县东辛村清真寺大院里,聚集了百余名回族青年,一位中年汉子站到台阶上,高声喊道:兄弟们,日本强盗打到了咱子牙河边,欺负到咱们家门口,咱回回就得挺起腰杆跟敌人拼,杀死鬼子!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家乡!
  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说出了回族人的心声。说话的汉子是五年前因报国无门而弃官离职的马本斋。
  马本斋当过团长,他在回民青年中一呼百应,回民抗日义勇队在东辛庄成立。不久,村子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子牙河长又长,日本鬼子太猖狂,有志不当亡国奴,回族儿女拿起枪。高粱红,五谷香,日寇侵占我家乡,回族儿女立壮志,拿起刀枪打东洋。”
  一年后,队伍扩展到六七百人,36岁的马本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队伍被正式命名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回民支队围点打援康庄,巧取深县榆科,猛攻深泽,由一支人员少、装备差、成分复杂的地方武装迅速成长为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1940年10月,冀中军区第三次政工会议上,回民支队获得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打不烂,拖不垮,无攻不克的铁军”。第二年盛夏,马本斋运用“推磨”游击战术,牵着日军鼻子转,让盘踞河间县城一带的日军疲惫不堪,日寇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队长山本还给周围据点下了道命令:“百人以下的队伍,不准走出据点大门。”
  回族支队的壮大让日军如坐针毡,他们用金钱收买,悬赏缉拿,制造回汉民族纠纷,招数用尽,都未凑效。一筹莫展之际,山本得知马本斋是远近有名的孝子,便得意地狂笑起来:只要抓到马母白文冠,还怕他不就范?
  日军血洗东辛庄后,抓走了白文冠。不料,这个外表瘦弱的老太太让日酋山本差点崩溃,无论怎么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她就是不给自己儿子写信。逼急了,她就斩钉截铁地说:“我儿子是中国人,从来不知有投降二字,你们有本事跟他打去,我老婆子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 日伪的一次次审讯,均以失败告终。由于敌人连续的折磨,白文冠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她心里清楚,山本抓她是设计好的圈套,反正已经逃不出敌人魔掌了,要想挫败日本人的阴谋,要想让儿子无后顾之忧,专心抗日,只有死。于是,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绝食了。一连7天,她没有喝一口水,吃一粒米,终于玉镯坠地,为国殉难。
  这是一位抗日母亲的最后选择。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马本斋强忍悲痛写下豪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定继承母志,与日本人血战到底!”朱德总司令也称赞:“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国不会灭亡的具体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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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那个白色恐怖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样的母亲远不止白文冠一个,很多母亲们都有让人泪眼纷飞的故事。
  在东北,“我们的女政委”赵一曼的威名,一度让日伪闻风丧胆,多次登报悬赏捉拿这个“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1935年11月15日,主力部队突围需有人留下掩护,赵一曼说:“谁说女同志就不能打掩护!”主动要求留下阻击敌人,她和150多名战士被敌人包围在左撇子沟,最后因叛徒出卖被俘。为从赵一曼口中了解抗联活动情报,日伪对赵一曼进行了惨绝人寰的严刑拷打,甚至丧失人性的羞辱,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但也没有让赵一曼屈服。“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临刑前,赵一曼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快要到来了,她要来纸和笔,饱含深情地给独生儿子写下遗言:“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样的一个弱女子,她甚至给自己取的字都叫‘淑宁’,希望安宁平静地生活,但时代没有给她一个安宁之地。她选择了反抗,选择了一种为更多后人的安宁幸福而不惜牺牲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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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冬,黄埔军校衡阳招生处,来了一对母子。母子俩要同时报考,招生处负责人对那位母亲说:“你年纪已三十九岁,超过年龄太多,不能报考。”这位母亲指着儿子含泪说:“他是我的独生孤子,仅九个月大就失去了父亲。我历尽千辛万苦把他拉扯大,我会舍得把他送到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去吗?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名小学教员,更应以身作则。今送子参军,我们决心以身许国,您难道忍心拒我于报国门外吗?”负责人深受感动,破例让母子俩报了名。
  这位母亲叫周咏南,祁阳县白地市中心小学教师。不久,母子双双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学员。毕业后,周咏南分配在第九战区湖南前线的第五十三军,任政治部中尉干事,驻守湖南津市;儿子黄天分配在第六战区,驻守恩施。在军中,周咏南主动要求下连队,担任女兵连连长,上战场接受炮火的洗礼。鄂西会战期间,国军在白羊堤一线与日军鏖战,正在湖北石牌前线杀敌的黄天,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信中说:“尔我母子,既以身许国,勿以安危系念。母如马革裹尸,志所愿也,希继承吾保国之志,激励士卒奋勇杀敌,是所愿也。”信虽简短,字里行间充溢着视死如归的气概。1943年11月8日,日军第116师团突破白羊堤防线后,增加兵力和装备,企图强渡澹水,直取津市。危急之际,防守中渡口阵地的正是周咏南率领的女兵连。日军在空军的掩护下,向津市发起一次次猛烈进攻。女兵连最后与日寇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战。周咏南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她凭着自幼练就的出色武功,连杀五敌,其中就有日军中队长松木。当她被流弹击中大腿倒在血泊中时,仍强忍剧痛,指挥女兵抗击敌人。幸运的是,她被赶来的援军救出阵地。
  抗战胜利后,周咏南的报国之志已完成,毅然解甲回乡,仍执教于昔日小学,以教书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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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拂晓枪声》里那个外号“游击之母”的国民党残部女匪首,阴险狡作、作恶多端,让许多人记忆犹新。当年在川西被剿灭的匪徒中,确有一个号称“反共总司令”的老太婆,她是辽宁油岩人,曾被蒋介石封为“游击之母”,而且有个与众不同的名字:赵洪文国。但在抗战期间,赵洪文国确实堪称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英雄的母亲。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土沦陷和生灵涂炭,年过半百的赵洪文国,爱国热情不减。她变卖家产筹措抗日经费,住处也成了抗日义勇军的掩护所和交通站,她还亲手把自己的儿女武装起来参加抗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她通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筹集军火支援抗日队伍,甚至亲自带人把军火从北平秘密送往游击队驻地。她屡挫屡战,先后参与组建辽南“少年铁血军”、河北“国民抗日军”、河南“太行山光复军”和“晋察冀游击纵队”等抗日游击武装。北平失陷后,赵洪文国迁往汉口,她又积极投入到抗日洪流中,现身说法宣传抗日,还动员了200多人北上参加儿子赵侗的华北国民抗日军。1938年《新华日报》刊登的专题文章赞扬她:“在纪念三八节的今天,我们要向全国女同胞介绍一位民族的母亲和一位民族的女儿。告诉你们,英勇的游击队领导人赵侗的母亲,比赵侗自己还要英勇!记者碰见她时,首先吃惊的就是五十八岁的老太太,和年轻人一样的健壮、精神,谈起话来,更是滔滔不绝。她详细地把奋斗的经过告诉出来,令人听得入神……赵老太太更老实话的告诉记者:咱们女人要不受鬼子侮辱,做鬼子的临时媳妇,只有武装起来!可恨的鬼子要站在我面前,我伸手就好杀他。全国的诸位姐妹们!记住她俩的英勇事迹,和豪壮的呼喊吧!中华民族不正在要叫你们做她的母亲做她的女儿吗?”
  赵洪文国声名远播,蒋介石称她为“游击之母”、“巾帼英雄”,她的故事还被编入童子军教材。1939年春,赵洪文国来到重庆,一时间万人空巷。一次在北碚演讲,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出席聆听,赵洪文国的演讲博得阵阵掌声,冯玉祥即席赞为“句句英雄话,愧死男儿汉”。陶行知还为她写了一首打油诗:“东洋出妖怪,中国出老太。老太捉妖怪,妖怪都吓坏;说起赵老太,谁个不崇拜?要想中国好,学学赵老太”。这年末开始,赵洪文国一袭布衣长衫,走访四川百余市县,宣传抗日救国,慰问军人烈属,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其手持双枪抗击日寇的传奇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在重庆,赵洪文国及儿子受到极高的礼遇,赵侗被誉为“当代岳飞”,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剧作家吴祖光还以赵侗和战友苗可秀的抗日义举为题材,创作了处女作《凤凰城》,轰动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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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密云县有一位被称为“当代佘太君”的母亲,名叫邓玉芬,她亲手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抗日前线。1940年夏天,八路军第十团挺进密云西部山区,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猪头岭来了八路军,邓玉芬和丈夫商量:咱没钱没枪,可是咱家有人。不能出财力,咱们可以出人力,在打鬼子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能含糊。就叫儿子打鬼子去吧!于是,邓玉芬的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成了白河游击队的首批战士。这年秋天,三儿子永兴受不了财主的欺压跑回家,邓玉芬知道游击队正缺人手,毫不犹豫地又把三儿子送去了。1941年底,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邓玉芬响应共产党号召,开展反“无人区”斗争,她让丈夫把在外扛活的两个小儿子找回来,让他们参加了抗日自卫军模范队。抗战终于胜利了,但邓玉芳的五个儿子全部战死沙场。
  如果没有战争,她们只是一个个含辛茹苦的女性,平凡而幸福地生活在她们的小天地里,战争摧毁了她们的生活,让她们成为一个个壮士断腕般的英雄母亲。时间会抹去一切伤痛,但历史不应该遗忘她们,因为这一个个母亲,就是一座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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