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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读《世说新语》

作者:龚斌    发布时间:2016年04月19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世说新语》(以下省称《世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经典之一。这是一部真正的奇书,全幅记录了汉末至晋宋之交士族名士的言行与精神风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文学、美学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加上“记言则玄远冷峻,记事则高简瑰奇”(鲁迅语),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备受历代读者的喜爱。有些书可以陪伴一时,有些书则能陪伴一生。《世说》就是一部能陪伴你一生的书。

《世说》初看有趣好读,多数故事也不难懂,其实,要弄清故事的来龙去脉,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理解他们的言行举止、风度韵致的审美意义,并不很容易。更有一些只言片语,不成故事,不知背景,十分难解。可以肯定,《世说》简略语言的背后,还有不少未发之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世说》的字词训诂、职官、天文、术数、名物方面的知识,可以借助目前流行的《世说》通俗读物就可解决,不必过多注意。但《世说》的主要内容,它的经典意义何在,是必须要理解的。古今《世说》研究者一般认为,《世说》之名源于汉代刘向的《世说》。刘义庆《世说》既然很早就称为“新语”或“新说”,那么,它与旧《世说》相比,必定是一部新经典,有新内容、新思想、新精神。显而易见,理解《世说》之“新”在何处,是读懂《世说》的关键。

约略言之,《世说》之“新”,首先是记录、刻画了一群新人物。记录汉末之后的名士言行,刻画并赞赏他们的风韵神貌,是这部新经典的核心内容。《世说》全书三十六门,其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夙惠》《豪爽》《容止》《伤逝》《栖逸》《任诞》《简傲》等重要篇目,都与人物品题及鉴赏有关。追溯人物品题的风气,古已有之,至汉末大为流行。两汉儒学占统治地位,选拔人才采用察举和征辟,道德操守和学问高明,是评价人物的全部标准。在《后汉书》中,道德高尚或经学高明的人物为乡论赞许,并获得仕进之途,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世说》也记录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物,例如《德行篇》说:“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李元礼的志节风度,显然属于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的儒家理想人格。《世说》所记的汉末人物大致有二类,一类如陈寔、荀淑、陈蕃、李膺、范滂、郑玄,都属于道德人格的范型。一类如徐孺子(稚)、黄叔度(宪)郭林宗(泰),识鉴清明,远离政治,超世绝俗,堪称魏晋人物的先驱,标志着新士风的萌芽。刘义庆编《世说》,往往始于汉末人物,这有深刻用意,意在揭示魏晋新风多源于汉末,体现出清晰的历史发展观念。所以读《世说》,不能忽略汉末大名士的人格范型。所谓魏晋风流,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由汉末的人文精神变化而来。

由两汉道德范型的人物品题,转变为个性至上的人格鉴赏,是魏晋人文精神发生的最大契机。前者注重人物的道德、节操、学问,后者赞赏人物的个性、气质、风度、神韵。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汉魏之际的社会巨变,儒家思想失去统治地位,道家、刑名家思想中兴,以及随之而来的玄学兴起。由此思想解放,个性得到尊重,士风发生极大的变化,人文精神焕然一新。《世说》中的《雅量》《识鉴》《品藻》《栖逸》《任诞》诸篇,集中反映了魏晋人物鉴赏的风气之盛,以及所谓“魏晋风流”的内涵。胸襟洒落,神韵悠然,性无喜怒,宠辱皆忘,高情远致,识量清远,处变不惊,举止闲雅,栖迟衡门、放浪形骸……皆是魏晋风流名士的特征。人称《世说》是名士的教科书,此书最有趣味,最令人遐想的地方,就在于记录并刻画了众多的风流名士,这些新时代的新人物表现出来的奇情异彩,令后人惊叹不已。

《世说》之“新”,其次是记录的学术之新,思想意识之新。两汉经学鼎盛,至汉末社会大动乱,经学自身也走到小言破道,繁琐僵化的地步。社会坍塌,礼教松弛,经学无用,思想解放,士风通脱,这一系列的变化,促使学风从质直趋于抽象,从繁琐趋于简约。魏末思想家何晏、王弼、钟会、裴徽、荀粲等,或会通儒道,或校练名理,魏晋玄学兴起了,学术新思潮汹涌澎湃。《世说》中的《文学篇》,详细描述了魏晋思想界的崭新局面,尤其是两晋清谈,最具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性质,有着无上价值。读《文学篇》,可以具体了解中古学术史上不少重要的论题以及理论分歧。比如钟会撰《四本论》毕,可知才性四本指才性同、异、合、离;何晏与王弼清谈,可考见清谈的基本形式;王弼诣裴徽,可知他如何会通儒道;殷浩见佛经说:“理亦应在阿堵上。”证明东晋名士已为佛教哲学征服;殷浩、孙盛、刘惔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可知东晋《易》学不同派别的争论……至于魏晋名士殚精竭虑、互争胜负的理论较量,以及评说优劣长短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魏晋人喜好哲思和辩论的风气,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见。然而,如何评价魏晋清谈,不仅在当时,甚至在后世都有严重的分歧。批评者以为清谈祖尚浮虚,导致西晋灭亡,称王弼、何晏之罪深于夏桀商纣。赞美者以为西晋乱亡,非庄老之罪。平心而论,西晋灭亡的主因是王室内部的争斗,与清谈无关。亡国的责任,也不能让哲学家来承担。清谈对哲学、艺术、文学的贡献巨大,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美学风格,不能以儒者之见一笔抹杀魏晋清谈。如果能结合中国经学史、玄学史读《世说》,就会对魏晋清谈的理论贡献有更清晰的认识。

《世说》之“新”,再次是审美观念之新。在儒家礼仪和两汉经学的束缚下,汉代整体的美学风貌是朴拙、饱满、温润敦厚,汉赋和古诗十九首是杰出的代表。魏晋时期思想解放,个性高扬,人的生命与情感得到肯定与赞美,美学观念遂发生重大变化。从两汉质直、古朴、庄重、繁缛之美,转变为魏晋的玄远、空灵、简淡、清朗之美。宗白华曾说:“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又说:“‘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详见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载《美学散步》)确实,人格美和自然美是《世说》最重要的两个美学概念。上文言及的魏晋风流,本质是新型的人格美感。《世说》品藻人物用语繁多,常见清、简、远、真、神、朗、通、雅等字,与这些字搭配,又形成清通、清真、远志、远意之类的词,这些品藻用语实质上是不同的人格审美范畴,所指意义很抽象,可见魏晋人物审美已臻精细的程度。对于这些品藻用语,须要细细辨析和体会,方能理解不同人物的美感差异。

《世说》描述的自然美,则表现魏晋人发现并欣赏山水美的愉悦。山水美发生于汉末,至魏晋由于隐逸风气的盛行,道家自然哲学的影响,以及江南明媚多姿的地理环境等诸多原因,枕石漱流,游目骋怀,遂成为名士的生活方式之一种。新亭风景、曲阿后湖、吴兴印渚、山阴道上、天台瀑布……,“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由眼前的山水实景,体会玄虚之道的生动和无处不在。尤其是王子敬的赞美:“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于山水一往情深,千年之下犹令人感动不已。魏晋山水美的发现并形之于吟咏,孕育了中国文学的奇葩——山水诗和山水散文。

《世说》之“新”不能尽言,以上所谈,应当是最重要、最值得细读的地方。此外,读《世说》,还须重视文本的选择与追寻文本原意的正解。

宋刘义庆《世说》问世后不到百年,梁刘孝标作注,引书多达四百余种,补充资料,辩证是非,学术价值极高,后人无不推崇备至。故刘孝标注和《世说》原文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现今翻译、解释《世说》的有些通俗读物,舍去刘孝标注,只解释《世说》原文,这是不妥当的。事实上离开了刘孝标注,《世说》的不少故事都不甚了了,难以解读。

读者应该选择严肃的、有专业水准的《世说》注释本。目前流行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龚斌《世说新语校释》,各有特色,可以采用。

《世说》既好读,又难读。好读指多数故事生动有趣,难读是有的故事叙述简略,不知事件的背景,对于其背后的意义更觉茫然。即使是《世说》的研究者,不解或曲解也是常见的。读《世说》浅尝辄止,满足于故事的趣味性,也未尝不可。不过,一个有品位的读者,应该了解故事的真相,追寻故事背后的“言外之意”和“韵外之致”。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积累中古时期的各种人文知识是必须的。自然,这对读者的要求比较高了。但是,难道我们不该期待有追求、善思考的读者吗?《世说》有一则故事说: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当我们翻开《世说》,岂不是就像简文入华林园吗?会心处不必在远,纸上的魏晋名士,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便有洛下、江左想也,觉魏晋风流,自来亲人。读《世说》,就是要有“会心处”——了悟、会意《世说》的精妙处。有没有“会心处”,同是否细读文本有关,也同读者的悟性有关。而悟性源于知识结构的相对完备,源于通识古今的能力,也与思想是否自由,情性是否真率有内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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