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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我眼里的金庸,比许多新文学家更像中国“读书人”

作者:陈平原   发布时间:2016年04月25日  来源: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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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读金庸小说,也没拜见查良镛先生了,猛然收到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的《侠之大者——金庸创作六十年》(2015年),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一个晚上下来,心情很是复杂。单就学术水平而言,这大小几十篇文章,未见特别出色的(包括我自己的《很遗憾,没能补好台》);大概金庸小说的好处,该说的以及能说的,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可你还是隐约感觉到,作者都很真诚,且热情洋溢——正是这种热情,使得六十年来,月有阴晴圆缺,但金庸始终没有完全淡出公众的视野。现代文学史上,如此有个人魅力,不靠政府或商家做后台,而能红透半边天,且持续这么长时间,实在是个奇迹。单凭这一点,也都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

问过中文系若干在读博士生,他们小时候也曾迷恋过武侠小说,因而对金庸其人其文相当熟悉。但在魔幻小说、宫廷戏以及穿越剧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否还能欣赏大侠那高傲而孤独的身影,我不抱多大希望。近日审读“我与金庸”全球华人散文征文奖稿件,不出意料,绝大多数出自年长者之手。深情款款地讲述自己与武侠小说一起成长的经验,既感谢作家金庸,更怀念意气风发、飞扬跋扈的青春岁月。这让我对金庸为代表的游侠想象,又多了几分理解。

这里提“游侠想象”而不是“武侠小说”,那是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日后有好多版本),从司马迁一直说到金庸,兼及史传、诗文、戏曲、小说等,注重的是“情怀”而非“技艺”。两年多前,我甚至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就是:“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快意恩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永远“太平”,也都有游侠“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我大概是大陆学界较早意识到金庸小说的学术价值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撰写并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同时,我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专题课,讲中国人的游侠想象。不过,在我的论述框架中,金庸只是重要的一环,故不会有太大争议。当然,如此“平正通达”,影响力也就有限。直到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严家炎先生撰写《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方才掀起了轩然大波。严老师不屈不挠,在北大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专题课,日后结集为《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在金庸研究方面,贡献远比我大。

从九十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称知己;二是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可以,细察则不必。当年谈中国人源远流长的游侠想象,我曾从侠客为何不涉钱财说起——只有脱离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生活的羁绊,大侠才可能进入那个虚拟的替天行道、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

可现实生活中的小说家,无论你如何“特立独行”,怎样“性情中人”,也都有世俗的一面。比如,金庸喜欢自己创造出来的令狐冲,但现实生活中的查良镛,不可能总像令狐冲那样散淡、洒脱、率性、不羁;作为成功的报人兼作家,查良镛也有他精明、狡狯、洞察人心乃至擅长商业计谋的一面。作为读者,尤其是对“千古文人侠客梦”情有独钟的读者,最好保持那个美好的记忆。基于此判断,我主动放弃了进一步接近“大侠”的机会。直到今天,还是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关于金庸,不说若干随笔,真正的学术论文,我只写过一篇《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中文本刊《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5期;韩文译本刊《民族文学史研究》第16期,首尔:昭明出版社,2000年;日文译本刊《历史与文学的境界》,东京:劲草书房,2003年;英文译本刊The Jin Yong phenomenon: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N.Y.: Cambria Press, 2007)。重读旧文,有两句话可以略为引申。

第一句是:“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这里包含两个关键词,一是“政治抱负”,二是“小说家”。金庸不喜欢人家称他是“著名武侠小说家”,因为,这等于降格以求,只承认你在“武侠”这一类型小说中的价值及地位。我同意金庸的意见,应该在“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谈论金庸——其学养、想象力及语言功夫,都值得大说特说。至于“政治抱负”,主要指《明报》事业。那两万篇社评与政论,使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我甚至称:“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将查良镛的政论与金庸的武侠小说对读,这可是要下死功夫的,不知道现在的研究者有无这种耐心。

第二句是:“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在我心目中,“博雅”与“通达”,乃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最大特征。在这方面,大学里专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见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阔步。我敬佩查良镛的,不仅是学识渊博,更包括极为强烈的求知欲望。有幸听他眉飞色舞地谈论“考博”及“读博”的经历,那种投入感与幸福感,让我深深感动。在很多人看来,早已功成名就且年事已高的查良镛先生,根本没必要正儿八经地注册念剑桥或北大的博士。可这正是“读书种子”查先生可敬可爱的地方。

好的小说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态人情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居高临下的傲慢,或普度众生的慈悲,或愤世嫉俗的绝望。多次听查先生演讲,说实在话,不算太精彩;但答问很得体,确能显示大智慧。现场感觉如此,回头读各种报道及记录稿,证实我的直觉。愿意认真倾听粉丝稀奇古怪的提问,给予真诚的回答,而不是敷衍了事,这对一个见多识广的名人来说,除了智商,还得有足够的情商。

不止一次见到这样温馨的场面:演讲结束,热情的读者捧着书要求签名,金庸很配合,问人家叫什么名字,顺手写两句勉励语或俏皮话。在那么疲劳的状态下,始终保持笑容,且变换笔调为读者题词,是需要情感及智慧的。这在早年是为了推销作品,如今名满天下,根本用不着讨好一般读者,可金庸还是那么认真,丝毫没有懈怠,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着实让我感动。

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网上发起,让获得过金庸签名的普通读者晒晒照片,那些五花八门、体贴入微而又暗藏机锋的题词,会让后辈汗颜且欣羡不已的。

2016年3月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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