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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该有第三只眼睛——访著名诗人雷抒雁

作者:怡梦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21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无论诗歌、散文、小说,任何文学品种都是根植于生活的,就像米,可以做饭,可以酿酒。苏轼说散文是用米做的饭,诗是用米酿的酒。诗中看不见米的形状,但本质来自米,形式有更大的变换。

社会的变革把诗人旧的生活积累颠覆了,农村的田园诗意越来越少,寻找新的诗意,对诗人来说是一个挑战。

一位西方诗人说,成功的秘密在于一只眼睛看自然,一只眼睛看社会,我觉得还有第三只眼睛,要看着自己的内心。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诗歌在古代是士族的话语方式,在今天又多被认为是哲人的孤独吟咏。随着流行文化的兴起,创作“诗”的人渐多,但他们的创作往往因语言过于直白、口水化而不入流。真正的诗歌如何走近大众?如何引领大众从读懂诗到喜爱诗,以至于业余创作诗而不至于走向诗的反面?记者就此专访了当代著名诗人雷抒雁。

记者:一般来说,小说反映现实,诗反映心灵,那么诗与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

雷抒雁:无论诗歌、散文、小说,任何文学品种都是根植于生活的,就像米,可以做饭,可以酿酒,苏轼说散文是用米做的饭,诗是用米酿的酒。诗中看不见米的形状,但本质来自米,形式有更大的变换。文体是文学样式的大致分界,但诗歌里也有叙事诗,如《木兰辞》 《孔雀东南飞》 ,小说里有诗体小说,如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 、闻捷的《复仇的火焰》 ,都是把生活事件、人物直接用到诗中,表现手法和小说不同。抒情诗也离不开生活,情绪是生活造成的。李白写《蜀道难》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社会生活的险恶如蜀道。杜甫的“三吏三别”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反映的是真实生活,被誉为诗史。诗反映的是真实生活背景中人物的感触,有的是想象、幻想,与现实的关联疏离一些,但来源于人的喜怒哀乐,总还是社会生活留下的印象。

记者:时下诗歌创作存在什么问题?

雷抒雁:有的人把诗写得简单,不用心,避繁就简,所谓口水诗,张口就来。文学创作要经过艰难的构思,没有难度就没有精品,“出口成章”是不可取的。有的人把诗写得艰涩,令人不知所云。有的人写生活过于琐碎、细节化,没有大的社会背景和深的文化内涵,读来平淡无味。一些写给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主旋律诗歌,过程性内容太多,仅在历史事件上发挥,诗人自身的感触和立足于历史经验对当代生活的判断少。诗人不是社会生活的旁观者,应该是参与者、见证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历程,最年轻的诗人见证了一二十年。我们这一代一路走来,见证了整整60年,其间有辉煌,有伤痛。诗人对历史应有独立见解,不能撇开社会生活,不能仅仅梳理历史,要从诗的角度驾驭社会和历史内容。

记者:您提到有难度才能出精品,又提到诗不能写得过于艰涩,难和艰涩的区别是什么?

雷抒雁:艰涩是刻意为之。难是深刻的思考、经久的积累、反复的推敲,不仅锤炼语言,还应打磨思想。时代有时会带来错觉,诗人怎样认识?柳青写《创业史》 ,投入全部的激情、思考、才华,以为合作社就是人民的根本出路,其实那是历史的一段弯路,小说中人物为此做出的努力,现在看来是不适宜的。他的才华在叙事、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发挥得很充分,但对社会生活缺乏判断力。一些诗人回避现实,沉浸在对久远的、已有定论的时代的回溯中,一些诗人对时下的题材没有把握,一味地跟着新闻报道走。

举例来说,今天的农村在向城市走来,农民进城打工,这一切与过去春种秋收、放牛养羊的生存方式不同,诗人应思考怎样认识新的生活,寻找新的语言表达。社会的变革把诗人旧的生活积累颠覆了,农村的田园诗意越来越少,寻找新的诗意,对诗人来说是一个挑战。另外,诗人要判断时下生活的真实性和长久性,改造新农村,推倒平房、砖房,建设城市楼房,对农民来说,旧的模式打破了,失去的是什么,这是他们的未来吗?

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学样式都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创作与中国农村风景、人物、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新的生活粉碎它们,好像把山粉碎成石头再制成水泥。山变成楼,语言也需转换,情感也需转换。转换是痛苦的,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写诗怎样做到既有难度又不艰涩?

雷抒雁:写作是为谁?为自己写作,这话没有错,但既然发表,就是为公众,发表的作品对他人有意义,要考虑读者的感受。写诗有三要素:自由、约束、自觉。

文学追求心灵和思想的自由,但约束是不可少的。自由的限制才能表现美,好像芭蕾舞演员自由地旋转,但停住的一刹那是美。从《诗经》 《离骚》 、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这个过程是自由和约束的相辅相成。自由是放开思想,思想漫无边际时则需要规整。古代先民的民歌是自由的,采诗的官员对其进行改造,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约束,形成《诗经》的四言体。 《离骚》对《诗经》的解放是充分地表达情绪。汉赋过于夸饰,无节制地铺叙,文体就走向了灭亡。汉乐府少限制,抒情叙事很自由,但太过散漫,至隋唐出现律诗,有对仗、平仄等限制。宋词适于演唱。勾栏瓦舍对宋词的传播有很大贡献。元代戏剧是表演艺术。元曲的语言更俚俗,利于百姓接受。而新诗是白话文的产物,不完全来自西方,而是因为语言变化了,诗也必须变化。以白话写律诗,文言文写现代诗,都不合适。白话诗近乎说话,以当代口语表达思想感情,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但弊端也在于此,一些新诗写得泛滥,长无节制,动辄百句,信马由缰。没有把语言转换成艺术,是口水诗最大的缺点。诗不仅要表达思想,还要提供审美愉悦。说话的功能是交流,这就像小说和微博的区别,微博不是文学,只用于传达信息,不做艺术加工。

今天,文学的参与者发生了变化,有一台电脑就可以写小说,可以在网上尽情发表,但给报刊投稿仍有“门槛” ,所以并非会打字就能当作家。网络文学参与者多、随意性大,很多网络写手沦为码字、卖字的奴隶。没有思考与审美就没有写作的乐趣,即使赚一千万,又有什么意思?并非一切现代化都可取,现代生活向诗人提出的挑战是既要适应它,还要保留传统的思考。

读到“慈母手中线” ,就会想到自己的母亲;读到“床前明月光” ,就会思念自己的故乡。这样简单的诗句,却最容易打动我们,藏在心底的感情隔了一千年、两千年也能重新泛起,因为人性是永恒的、真挚的、本质的,这是现在的诗所缺乏的内涵。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对故土、对亲人的感情不会变。生活暗示给我们的,我们能否捕捉到?旧体诗的诗性、表达情感的方式值得新诗借鉴。外国诗有西方的语境、生活环境、文化背景,照搬是虚假的。写教堂、写上帝的中国诗人如果没有基督教的情感,就不能像演戏一样把它们作为道具。正所谓写古不泥古,写洋不傍洋。

记者:您最喜欢的意象和诗中表达的最深忧虑是什么?

雷抒雁:我使用自然意象比较多,如草和树。杨树叶在春天像小拳头一样慢慢伸出来,秋天又一片片飘落,自然而然想到人的生老病死;一棵树,冬天里把春天、夏天生长的都落尽,但冬天过后又能复苏,人却不能死而复生,诸如此类。人与自然容易沟通,我思考最多的是社会生活。一位西方诗人说,成功的秘密在于一只眼睛看自然,一只眼睛看社会,我觉得还有第三只眼睛,要看着自己的内心,它们不是割裂的,而是融合在一起。

社会、自然给我的暗示在我内心产生反映,我会寻找一种适合表达的形象和意象。我写悼念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的诗《小草在歌唱》 ,难处在于选择“小草”这个形象。我想,真实见证她死去的是草。她在东北被枪杀,倒在一片草甸上,小草托着她、抚摸她的伤口、为她献上花朵。草作为真实的植物形象和她亲近。作为意象,草代表普通的人、普通的情感。还有一层含义在于“血沃中原肥劲草” ,她的血流进土壤,滋润着小草。上世纪80年代,我的《绿色的交响乐》写文化的荒漠上看不到绿色,提倡人们“植树造林”以改变社会; 《种子啊,醒醒》写在板结的土壤上,种子很难萌发,而种子代表新的思想。对生命和谐的呼唤、对良好社会生活的呼唤是我最想在诗中表达的内容。

记者:诗是最难市场化的一种文体,怎么能让社会上更多人读到诗?

雷抒雁:任何文学作品,必须要找到通向接受者的桥梁,不是强行发行。把书送出去,人们也未必会读。宗教经典能令人信服,主要在于它的语言符合人的心理需求。 《论语》没有复杂深奥的论述,唐诗绝句短小,表达力强,它们都流传甚广。另外,诗中关注谁,谁就易于接受。

诗有“无用之用”和“有用之用” 。“无用之用”指的是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地陶冶性情,使人获得审美享受;“有用之用” ,举例来说,有的企业邀请诗人写诗,从美的角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这也是诗在走近大众。诗不能自我孤立、自我封闭,以小众文学自居、自我限制。认为这不是诗、那不是诗,诗要写成这样、不能写成那样,这都会妨碍诗的发展传播。好比家长怕孩子孤独,就不能限制他和陌生人接触。诗也要走出暖棚,到生活中去,和大众接触。欣赏诗需要一定专业基础,但大众也有文化素养,诗人不要认为除了自己别人都不懂诗,那样诗就越来越没有生存的意义了。

记者:在刚刚结束的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中,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文化非常重视,具体到诗人、诗的创作,能从中获得什么启发?

雷抒雁:诗是文化的一部分,诗人在写诗的同时,要把诗推广到群众中去,多组织一些朗诵,给诗提供和群众接触的渠道。以前我们曾去工厂、农村朗诵诗歌,带着文化到群众中去,这值得继续提倡。

现在的诗刚性不足。会写情歌的人很多,会写“战歌”和“国歌”的人不多。诗除了需要感性,还需要理性。理性美也是一种诗美。诗除了润物细无声,还要鼓舞人心,就好像我们唱国歌时,会感到热血沸腾。诗人不能太教条、太狭隘,过多以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来约束鲜活的生活和鲜活的创作,因为写诗不是为了流派和手法,而是为了生活、时代和心灵。即使不属于任何流派,能感动人的就是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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