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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是一个民族的子宫:访《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

作者: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14日  来源:光明日报  

“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所以,对我而言,回到梁庄,是一种精神的必然。并且,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中国乡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会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梁鸿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记者:《中国在梁庄》以非虚构的文本,再现了中国乡村的转型之痛。因为梁庄,大家认识了你,又是什么,让你一步步回到梁庄,直至贴近它?

梁鸿:写作《中国在梁庄》并不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归乡”情结,而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困顿与痛苦。我们每个人都有故乡,也经常有回望故乡的情结。但是如果你的故乡是乡村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不知不觉中,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为“底层”、“边缘”的代名词。我想,这一不容回避的现实不只是关心故乡的人应该关注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民众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

所以,对我而言,回到梁庄,是一种精神的必然。并且,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中国乡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会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

记者:当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逝去的亲人,用心倾听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时,却发现,“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这样一种解读背后,让你有怎样的思考?

梁鸿: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如果我们的子宫不健康,也很难培育出健康的孩子和人生。没有故乡,没有根,意味着一个人无家可归。这对于民族发展和作为人类生存来说,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以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忽略了人心的东西。经济可以计量,可以作为功绩,人心却看不见。但是,人心又是一个民族情感健康和心灵温暖的基本因素。人心涣散了,人心被伤害了。我们拥有高楼大厦,拥有那么高的GDP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同时,它也会累积出许多实际的社会矛盾。

记者:在蓬勃的“废墟村庄”里、在颓废的学校里,理想青年的落魄、青春少年的心理郁结、困于村庄的老人……各种各样的人成为书的主体。在他们身上,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矛盾是以极其复杂的纠结方式展现出来,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访客无法获知的。你让我们了解了真实的乡村图景。但是,它的意义在哪里呢?能产生实际的作用吗?

梁鸿:“发现”与“展示”本身就是意义。我们能够真正意识到问题,总有一天会慢慢改善。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不想把农民、乡村看作某一个阶层,某一种符号,或某种类别,我要把他们作为一个个生命写出来,作为非常具体的个体存在写出来。我想让大家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感受,而不只是抽象的怜悯和同情。如果大家看了《中国在梁庄》之后,有所痛,有所思,心里有了那一片广阔而复杂的土地,有对那土地上的生命和那土地上文化式微产生某种温柔的痛感。我想,它的目的和意义就实现了。因为,心灵多了这样一个空间,就会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治、文化与现代化进程有不一样的想法,最起码,它多了一个思考的维度。

记者:你认为当前的现代化发展和村庄、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梁鸿:学术界很多人早就在说,乡土中国已经终结。这样的表述似乎很正确,因为城市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无法阻挡,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它是一种必然就忽略掉它非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把乡土中国中仍然有价值的东西给抛弃掉。当把一种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做现实时,并从此出发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是什么?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的存在。他们的情感、思想、风俗,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转型。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因为在那里,有他们情感的依托,有他们可依赖的习惯。这样的渴望难道一定是落后的,不需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吗?它是否还具有合理性?如果全部否定掉这些,我们又怎样进入了这个误区?

记者:在你心中,理想的农村生活又是怎样?如何达到这一理想境界?

梁鸿:当然是“田园诗”的生活,这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的梦想。但这种生活,并非传统文化中的“老死不相往来”、“泥屋瓦房”式的田园诗,而是那种能够珍惜、尊重民族古老传统,尊重人心和朴素情感方式的生活。它尊重大地,尊重泥土,尊重来自于大地之中的生命。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的乡村才是健康的、幸福的。到那时,乡村,不管是城市化建筑,还是东方传统式建筑,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精神内核是完整而丰富的。

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理想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的政策执行者在执行具体的政策时,能够从农民的情感、农民的需求,能够真正以爱国、爱家者的身份加以考虑,而不是只从可量化的经济指标去考虑,我想,即使问题再多,也会慢慢地有所改善。

记者:你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你觉得写作《中国在梁庄》对你以后的学术思考有没有影响?以后还会再有相关的创作或研究吗?

梁鸿:肯定是有的。我自己感觉,这本书之后,我的精神更踏实,更能触摸大地。在重新回到学术研究时,重新思考中国文学,思考中国当代文化与思想状况时,甚至有一种奇怪的宽广之感和深远之感,对很多问题及相互之间的内在关联似乎有了某种顿悟。我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而做。我想,这是因为学术对我来说不再只是知识生产,它也与自我精神的存在、与时代和社会相一致。

对我来说,《中国在梁庄》不是一次终结性的行动,它只是开始,我还会以其他方式的写作不断走进乡村,小说的、散文的、学术的等等。这将是伴随我一生的行动,不只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心,也是对自我精神的救赎。(记者 靳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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