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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新作《阵痛》记录女性命运 不仅写“痛”,更写希望

作者:杨梦瑶   发布时间:2014年04月15日  来源:乌鲁木齐晚报  

多数读者,是通过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余震》知晓作家张翎的。

张翎偏爱写一个家族的故事。2009年出版的小说《金山》讲述了方得法家族在海外打拼的血泪史。今年3月的最新长篇小说《阵痛》,通过讲述上官吟春家族三代女人的情感和孕育经历,透析女人生命个体与家国命运的关联。

同《余震》一样,《阵痛》依然是写痛——家国之痛、女人之痛、生命孕育之痛、乱世中成长之痛。

张翎的故乡在浙江温州藻溪,这里也是《阵痛》的故事最初发生地。20多年来,张翎分别在卡尔加里、辛辛那提、温哥华、多伦多等城市生活。她的作品里,充盈着异国经历和医学教育背景等元素。如果说,《余震》中展现了“看不见的疼痛”——天灾带给人们心灵的伤害;《阵痛》则通过“看得见的疼痛”——生育,展现不同时代中,女人母性的隐忍与坚强。

《阵痛》讲述了发生在1942年至2008年间,同一家族三代际遇迥异女子们的故事。写作本书的灵感,源自张翎母亲家族中坚忍而勇敢的女性。张翎的外婆一生中有过11次孕育经历,最后存活的子女有10人。在本书后记中,张翎回忆:外婆的6个女儿多多少少秉承了母亲身上的坚忍,母亲家族的那些坚忍而勇敢的女性们,充盈着她一生写作灵感的源泉。

《阵痛》里的三代女子,在三个乱世里生下她们的女儿。生育之痛、乱世之痛叠加起来,抵不过她们在天灾人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女人独自孕育孩子,也独自孕育着希望。

因为旅居国外,在《唐山大地震》上映前,国内多数读者对张翎并不熟悉。张翎认为,文学和影视,就其本质而言,是两个隔行如隔山的不同领域。她在创作小说时,并未考虑过影视改编。“在现今审美观多元化的社会里,作家无法真正迎合读者,因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种品位。”上周末,张翎在回复记者的邮件里说。

张翎

浙江温州人。现定居多伦多市,曾为加拿大注册听力康复师。代表作有《余震》《雁过藻溪》《金山》等。曾获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红楼梦》全球海外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奖项。

大家都评价我小说的语言如何如何,其实我自己觉得,怎样去书写,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讲这些故事并不是我自己的所为,而是这些人物为我选择了表达方式,那是他们的语言,他们告诉我要这样写。

——张翎

《阵痛》依然写“痛”

男人和女人都是力量的化身,只是表现方式各为不同而已

记者:勤奋嫂对即将临盆女儿说:“生孩子的事,用不着男人。”文末,7岁的杜路得说出“我外婆和我妈妈都说,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相隔两代的女子说出类似心得,是女性的生命体验还是女权意识的觉醒?

张翎:《阵痛》中的女人并不是不需要男人的“女权主义者”,她们的生命中一直对男人有着持续的渴求。吸引她们的男人,如大先生,黄文灿,乃至宋志成,谷医生,都具有同一种性格特质——他们胸怀社会理想,期待以自己的一生来影响改造社会。占据这些男人生命天幕的,是他们的社会理想,女人和孩子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全部生活内容。

女人就是爱这种被理想焚烧成渣,对世事有些心不在焉的男人,尽管她们明白在烦琐的日常生活中,关键时刻是无法全然指望这些男人的。这个结论对第一代女人(吟春)和第二代女人(小桃)来说,是从个人直接生活经验得出的;而在第三代(宋武生)第四代(杜路得)女人身上,则已成为了一种基因的记忆。她们并不怨恨男人的缺席,她们只是接受了有些疼痛必须是女人单独承受的现实。

记者:所以,书中的主要男性角色全被设定成在女人生产的关键时刻缺席,唯一一个为女性做出真挚帮助的,是看似没本事的阿宝。

张翎:《阵痛》的故事里虽然出现了一些男人,但是整本书的视角是从女人出发的。这些男人虽然在社会理想和个人生活中纠结着,在乱世的灾难面前多少采取了躲闪和逃避的态度,但是女人对他们是宽容和偏爱的。女人的眼睛过滤了他们的懦弱,女人用自己的爱给男人涂抹上一层无私献身的悲剧英雄色彩。

仇阿宝从未赢得过勤奋嫂的心,所以他在勤奋嫂眼中的形象是未经过美化的客观本相:一个见过些世面的供销员,有些油滑,也有些小自私,时不时爱占点公家和女人的小便宜。勤奋嫂可以被动地接受仇阿宝对自己的帮助,但她是断断不肯主动寻求仇阿宝的援手的,因为她知道后果——她不爱这个男人。可是在女儿的生命垂危的时候,她打破了自己的底线。她一世聪慧,却在关键一点上看走了眼:真正肯为她搭上性命的,只有那个她从来没太正眼看过的仇阿宝,所以当她面对仇阿宝的死时,会如此失态。

记者:除了阿宝,书中的多数男性在关键时刻都未给予女性呵护与支持。乱世、孤独和生育这些最深的苦痛都是女性独自承担的。

张翎:男人有男人的力量,女人有女人的力量,但是他们力量的表现形式不太相同。男人在灾难面前的身姿很高,他们呈现的是一种站立和呐喊的姿势。女人的身姿是不停地变换着的,她们可以蹲着,跪着,甚至匍匐着,以适应灾难中压得很低的天空。所以男人们都悲壮地死了,而女人们都还卑微地活着。《阵痛》中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力量的化身,只是表现方式各为不同而已。

记者:在传统观念中,男性是女性的依靠和指望。当下,婚姻中男性和女性建立起怎样的关系是适宜而温馨的?

张翎:这个时代最大的进步,就是人们对各种生活方式的宽容和理解。没有哪一种男女共处的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婚姻的模式是私人定制的,只要两个人感觉舒适,这个关系就是适宜和温馨的。这也是为什么老话会说婚姻是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另外一个人品味脚的感受,也没有一双鞋子可以适宜所有的脚。但有些标准是相通的,比如价值观的相近,比如身体的彼此接纳,比如精神的相互扶持,再比如个性的兼容等等。

下一部写幻灭的故事

生活理想和生命理想的幻灭

记者:你的作品总在涉及灾难、疼痛。

张翎:我当过17年的职业听力康复医师,这份职业使我对战乱疼痛这些话题,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受。我的病人中,有许多是从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战场上退役下来的士兵,还有一些是从战乱灾荒地区逃到北美来的难民。战争、灾荒使他们失去了听力,也使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他们的生命体验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我的作品,比如《余震》《阵痛》,似乎都是和灾难、疼痛相关的。

记者:《阵痛》和《金山》的故事模式相仿,都是从一个家族出发,讲述家族里一代代人的故事。你似乎格外钟爱家族故事的叙述。

张翎:家族故事只是一种形式和方式,我用它来挖掘一个故事的景深。上一个世纪是一个波澜壮阔的舞台,那个舞台上出演了许多幕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一个跨越几十年代至一个世纪的故事,使得我能够用从容的篇幅来描述这些历史背景以及在这个背景前行走的人。我写作的时候没有什么阵脚,一不小心就会踩到界外,所以空间和景深对我都很重要,有了这两者我可以放心行走,而不必考虑边界线的问题。

记者:下一步有什么创作计划?

张翎:下一部长篇小说不再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故事,这部小说的聚光点放在了一个被病魔夺走了丈夫的女人。这个女人在丈夫死后才发现了丈夫生前的巨大秘密,猛然醒悟自己过去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人生,竟然是一个幻梦。这是一个关于幻灭的故事——生活理想和生命理想的幻灭。这部小说从内容到表现形式上都会和以往的小说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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