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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守护传统文化之根

作者:刘秀娟   发布时间:2015年04月08日  来源:文艺报  

从1994年呼吁抢救自己的家园天津老城,到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整整20年里,在传统文化抢救、保护和传承上,冯骥才一直在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路越走越远,事情越做越多,思考越深越急迫。

说出这个时代的疼痛

在2015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冯骥才的6部新作《俄罗斯双城记》《中国传统村落立档田野调查手册》《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鬼斧神工——中国历代雕塑藏品集》《心居清品》《泰山挑山工纪事》集中与读者见面,让人惊讶于这位年逾七旬的作家不竭的创造力和行走大地、守护文明的情怀。其中,《中国传统村落立档田野调查手册》《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是他最近两年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阶段性成果。

“我们民族最悠远最绵长的根,是在村落里;农耕文明的根基是在我们的大地里。然而,在城镇化这条高速车道上,每一天、每一刻都有传统村落被碾落成尘。”冯骥才急迫的心情可想而知。“单是‘文革’对文化的冲击,足以使我们的文化成为空架子。我们是从‘文革’直接进入改革开放的,把这个架子忽然放到一个阔大的天地里,迎头撞来的是全球化和商业文化,进入了一个消费的时代。民间文化和广大农村一样,都被严重边缘化了。我当时看到了这点,就出来喊了,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是没人理的,到了地方跟人家讲这事儿的重要性,人家也是应付我一下,并不认真对待。刚开始做是非常难的。”

但是冯骥才并不畏难,他不放过任何可以发声的机会。终于,2012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2013年6月,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天津大学冯骥才艺术研究院成立;今年2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要完善传统村落名录和开展传统民居调查,落实传统村落和民居保护规划。”据“中国传统村落网”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先后有三批累计2555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成为我国极为重要的、活态的历史财富。冯骥才对记者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农村要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乡愁。乡愁的概念就是对乡村的牵挂,失去了村庄我们牵挂什么呢?它实际上是从人的感情、记忆、传统等更深的、根性的层面来讲村落的意义。”

然而,具体推动这项工作是极难的。“它是一个生产生活的社区,不是固态的对象,是活态的生活社区、生产单位,作为农村最基层的单位,有管辖它的政府,有生活在里面的百姓,要处理好各种生产、生活的关系,以及人的关系。”冯骥才说,不仅如此,现在政府掌握的“申报材料”,并非真实的情况。“我们的专家实地去看的时候,发现有些村子实际上没什么东西了,情况很糟糕,而有些真正有价值的也许没有报上来。”冯骥才觉得,传统村落的情况非常复杂,要摸清家底儿并非易事。如果说之前的很多工作是在保护传统文化的花朵和果实,现在似乎是在守护传统文化之根。

“有时候站在后世的角度想,他们会不会落入文化的茫然?文化会不会被我们这代人毁掉?这么快的时间里,我们把600座城市按照一个模子造出来,这是我们文化的悲剧、文化的无知。真的是有大的痛彻、有大的愤慨。为了眼前这一点点利益,我们无度地毁坏江山,毁灭千姿万态的文化。”冯骥才说,“我要在最实际的问题上发声。要影响人,只有思想才能影响人。这20年来,最重要的是,我们把重视传统文化的这种思想传递出去了,而且被大家认可。在一个时代变迁的时候,我们紧密地跟时代联系起来,感觉到时代是在什么地方疼痛,把它的痛点说出来,并且思考怎么医治它。”

不懂得、不热爱、不敬畏,谈何保护

早在2000年的一次民俗学论坛上,冯骥才面对高校学子们的高谈阔论就唱过一次反调:“你们就像医生一样,你们的病人都快死了,你们还在谈理论。你们的首要任务是把你们的书桌搬到田野里去!”

在冯骥才看来,挖掘和保护传统文化既是责任和情怀,又是技术和学术问题,制度不健全、人才匮乏是目前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些年来,冯骥才既动嘴又动腿,在不断高声呼吁的同时,和一批热心的学者、学生和志愿者一起,到民间去抢救我们大地上那些处于险境的文化。

2014年,冯骥才编著的《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连续斩获“美国印制大奖”班尼金奖、“香港印制大奖”全场冠军以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览最佳作品奖”等,让中国民间艺术再次为世界所瞩目。然而,这绚丽的花朵是开在地毯式的搜索和研究之上——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冯骥才一直致力于木版年画的保护和抢救。目前,中国木版年画正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几年的时间里,冯骥才和他的同行们为木版年画做了完整的档案,多学科的学者和在校学生参与进来,“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的、美学的,联合起来,跨学科研究”。他说:“一个年画产地,它的历史、风俗、生产,艺术源流、代表作品、作品分类,工艺材料、工具材料、制作流程,相关的画诀、口诀、民间故事、传说……都要了解。同时,注重整理传承人口述史,它对‘非遗’保护至关重要,因为‘非遗’的一大部分遗产是动态地保留在传承人的记忆里面,只有口述的方式才能把那些不确定的、无形的东西变成确定的、文字的东西,可以流下去的东西。”

做了如此充足的准备,冯骥才觉得木版年画申遗“应该没有问题”,让他着急的是皮影和唐卡艺术。“皮影是最古老的电影,跟我们的地方戏也有结合,各地方还不一样,再不抢救,估计再过十年就没有了,但是现在没有专家跟进。而唐卡,实在太伟大了,太精美了,无论如何要把唐卡保护下来。我们先做了一次档案,但是做得不好,继续做,大概3年能做完。还有口头文学和蓝印花布,口头文学我们已经整理出了9亿字,正在研究编制总目,这是过去没有的。蓝印花布对百姓生活非常重要,光图案就超过一万种,所以我觉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太伟大了,应该很好地整理,科学有序地研究并向社会介绍。”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项目缺少热爱它们、研究它们的专家。”冯骥才说:“比如列入国家‘非遗’名录的项目,我个人估计85%以上是没有人去研究的。这跟日本和韩国不一样。他们的每一项文化遗产,都有专门的人在研究,每一件东西都要做研究、建档案,甚至要出版专门的杂志。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愿意为文化去担当的人极其有限,看着热闹,资金投入也很大,但是这些钱去哪儿了?很多时候是成了门面,跟艺人、跟文化没有关系。”

让冯骥才感到不满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还在为“谁的责任,谁的利益”而争论不休,“如果你不懂得、不热爱、不敬畏文化,谈何保护文化?你对它有感情以后,它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就跟自己家里的事儿一样。”

从国家到个人,都要有保护传统的文化自觉

“世界上没有这样大规模保护传统村落的,我们是第一个。”从事文化遗产保护这么多年,冯骥才深切感觉到,最近这些年,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

“我看到《福建日报》、新华社连续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保护文物纪事,尤其是看到保护福州三坊七巷的时间,我大吃一惊,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我在天津呼吁保护老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如果那时候认识习近平同志就好了。”冯骥才说:“在当时那样的背景,能站到这样的高度去看待问题,很难得。即便是文化界的人,也没有把这些问题讲得这么清晰。所以我觉得从国家领导人这个层面,对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决,这个非常重要。”

“在经济上,我们有了30年持续的繁荣,崛起了。但是繁荣到现在,我们要思考:中国人富到哪儿去?什么是社会的终极?终极的‘美好’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什么呢?”这是冯骥才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是复兴文明。人类的终极享受还是文明。传统文明是我们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很难建立起现代文明;要有根基,就要保护文化遗产。”重访俄罗斯时,冯骥才曾写下这样的思考:“我们的灵魂在哪里安顿,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在现实中,能够安顿的地方是理想化的文明。”

得知一处村落得到300万的拨款,冯骥才嘱咐说:“看到消息十分高兴,但是钱别乱花,要用到实处。”一位热心于村落保护的基层工作人员对他说:“您放心,我们一直在盯着呢。但是,中央应该尽快制定标准和立法监督,现在还没有立法,村落的资产不好界定,社会资本也在悄悄介入,下一步的规范保护也有很多问题。”

冯骥才一直和这些基层工作人员保持联系,随时沟通情况。从他们那里,冯骥才可以得到最真实的情况,而不是空谈。“习总书记的讲话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精神怎么贯彻落实,怎么能在现实当中起到作用?国家给了这么大的财政支持,但是具体怎么去保护?”冯骥才觉得,政府的执行部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决策到执行部门被消化掉了。“比如我曾在‘两会’上说过,‘非遗法’都公布了3年了,我没有看见一例关于‘非遗’的案例,又一年过去了,我依旧没看到类似的案例。我们的‘非遗’现在被大量破坏。比如传统村落,实际上是在官员的手里,在专家的手里,最后容易被政绩化、科研项目化,跟老百姓的保护是两码事。应该是老百姓自觉起来保护传统村落。我特别希望自己的想法能被老百姓接受,这是最重要的。”

在冯骥才看来,普通百姓真正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了,传统文化才真正能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冯骥才有两个一直耿耿于怀的愿望,一是给孩子们编一套节日读本,“咱们的节日为什么和孩子疏远了呢,不能怨孩子,孩子从小没有节日记忆。节日跟感情、跟生活的希望是联系在一起的”。另外是编写一本传统村落保护的“村长读本”,“我自己买,每人送一本,有没有这个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在国家和百姓之间,冯骥才觉得至关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而言,光有文化自觉还不够,应该有文化先觉。”他希望作家同行们能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上尽更大的努力。冯骥才当年呼吁保护天津老城的声音能得到重视,和他的作家身份分不开。“老百姓是信任作家的,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身份。老百姓看过你的作品,了解你,愿意听你说话,你的影响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此外,作家对文化的认识会比一般人深刻,因为文化是跟人联系在一起的,作家有对人的敏感,有对生活习俗的细致观察,更知道怎么去保护它,怎么发扬它,而且表达能力比一般人强,能调动大众的感情,这是作家的优势。

很多读者觉得冯骥才是从文学上“出走了”,但是他自己说,“我从未离开文学,正是上世纪80年代那种纯粹的文学精神影响了我,支撑着我。出于这样一种精神,当看到我们的文化在一个转型期面临危机的时候,才会有这样急迫的感情,才会有这样的情怀。也因为写过《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化小说,了解民间文化和民俗生活,关注各种身怀绝技的艺人,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才如此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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